“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标志性、影响最为深远的价值追求，也贯穿自先秦至明清的礼法体系与治理逻辑，成为古代士大夫与基层官吏共同的社会治理理想。

　　“无讼”的理念

　　从思想源头来看，“无讼”理念根植于儒家“礼治”“德治”的核心框架，与“仁政”“大同”的社会理想深度绑定。《论语·颜渊》中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直接奠定了“无讼”作为传统司法最高境界的地位。后来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讲：“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无讼为贵。”宋代思想家黄震也警示后人说：“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仇，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在儒家看来，诉讼并非解决纠纷的正途，而是礼崩乐坏、教化不足、人心不古的外化。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通过道德教化、宗法约束、乡里调解，从根源上消弭纷争，让百姓和睦相处。

　　但是，“无讼”并非简单的“禁止诉讼”，而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目标，强调以伦理纲常规范人际关系，以宗族乡约实现自我管理，以官员教化引导民众行为。在这一理念下，诉讼被贴上负面标签——涉讼者往往被视为“刁顽”“好利”“不顾体面”，主动兴讼更是违背“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准则。传统社会结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宗法权威与乡老调解，为“无讼”理想提供了现实土壤。官府与士绅不断强化“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观念，将“无讼”塑造成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甚至将辖区狱讼稀少、民风淳朴作为官吏考核和青史留名的重要政绩。

　　然而，“无讼”从始至终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治理愿景，而非可完全落地的现实制度。它建立在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理想化预设之上，忽视了利益分化、资源稀缺、权利冲突的客观现实。在土地买卖、债务往来、婚姻继承、山林田界等日常纠纷中，利益分歧无法仅靠道德说教彻底化解。随着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单纯依赖教谕与调解的治理模式逐渐难以应对现实矛盾。“无讼”理念越是被推崇，越暴露出其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为后续“诉讼爆炸”与民间“架词设讼”埋下了伏笔。

　　诉讼爆炸的现实

　　尽管“无讼”理念被官方与主流意识形态反复倡导，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真正实现“无讼”。相反，自宋代以来，诉讼数量持续攀升，“诉讼爆炸”已成常态，成为基层司法无法回避的现实。与先秦、秦汉相比，唐宋之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人口规模、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商品交易日益频繁，土地流转加速，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普遍化，人口增长带来资源竞争的加剧，民间纠纷的数量、类型、复杂程度大幅提升。

　　以宋代为例，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田地、屋宅、债务、继承等民事纠纷激增，百姓“好讼”“健讼”成为地域社会特征。宋代江南一带不少人家皆备律令，随时学习，欧阳修就曾记载江南东路的歙州(徽州)号称难治，“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文献记载，江南地区的州县官府时常面临“讼风日盛”“庭无虚日”的困境，有的案件甚至积压数年难以审结。例如，南宋时期的平江府（今苏州），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远超唐代，仅土地纠纷一项便占案件总量的三成以上。这种“诉讼爆炸”的态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层变革紧密相连——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交子等纸币的流通，商业契约关系日益复杂，民众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不得不借助诉讼手段解决争端，传统的“无讼”理想在现实利益的博弈中逐渐让位于对司法救济的实际需求。至明清时期，“诉讼爆炸”现象更为突出。明代中后期，州县衙门“日受词状多至百数十纸”。清代更是“讼案山积”，户婚、田土、钱债等细故纠纷占据案件绝大多数。虽然这些纠纷看似琐碎，却关乎民众基本生存利益，在调解失效、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民众必然选择诉诸官府。

　　传统“无讼”理念无法遏制诉讼增长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与治理理念的根本冲突。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利益的多元化，纠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官方缺乏系统化、便捷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道德教化与乡里调解覆盖面有限、约束力不足。当民间自治体系无法定分止争时，民众只能突破“无讼”观念的束缚，寻求公权力来裁判。所谓“鼠牙雀角相争、锥刀必较”，本质上是民众在资源有限、利益冲突的场景下，维护自身权益的理性选择。

　　“厌讼”的官方态度

　　面对持续涌入的诉讼案件，古代官方的主流态度并非积极应对，而是强烈的“厌讼”“抑讼”，将诉讼视为治理负担、社会乱象，采取多种手段限制、打压诉讼活动。这种“厌讼”态度，与“无讼”理念看似目标一致，实则源于官僚体系的现实考量。

　　首先，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使司法成为行政负担。按照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里的说法，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大权在手也要权责独负。州县衙门虽有僚属官员，但多数时候是闲置的，这就造成州县官必须百事躬亲而不堪重负。在众多的日常事务中，压在州县官身上的第一重担就是司法工作。所谓“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滑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可以看到，排第一位的，便是理讼。古代州县官集行政、司法、税收、教化职能于一身，事务繁杂，精力有限。大量产生的诉讼案件意味着额外的审理、勘验、调解工作，占用行政资源，影响赋税征收、治安维护等核心任务。因此，州县官必须对狱讼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关乎社稷安稳的命盗要案不能不管，至于户婚田产这等细故小利就可以搁置不理，或者不那么紧要，可以缓缓再说。自然，“息讼”“减讼”成为州县官的首要目标，而非公正高效的裁判。

　　其次，官方将诉讼与民风败坏绑定，认为“健讼”之人是“刁民”“讼棍”，兴讼是败坏风俗。为维护礼教秩序，官府刻意贬低诉讼价值，通过告示、教化、惩戒等方式，劝导民众“勿争”“勿讼”，将涉讼者置于道德劣势。在实践中，官方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抑讼制度体系。一是限制诉讼时间，实行“放告日”制度，规定每月仅固定几日受理案件，其余时间拒绝收状，从程序上减少案件入口。二是提高诉讼门槛，要求诉状必须符合格式，需专人书写，禁止匿名告状、小事滥诉，对“细故”案件优先驳回，责令乡里调解。三是打压讼师群体，将帮助民众写状、代理诉讼的讼师污蔑为“讼棍”，严厉禁止讼师活动，查禁“讼师秘本”，以刑罚惩治“教唆词讼”，切断民间诉讼支持渠道。四是高压惩戒滥诉，对被认定为“诬告”“妄告”的当事人，施以笞杖、枷号等刑罚，以威慑手段遏制诉讼意愿。

　　传统社会官方“厌讼”的本质，是以牺牲民众权利救济为代价，降低治理成本。这种态度忽视了纠纷的客观性与权利救济的正当性，将“少办案”等同于“治理好”，看似减少了案件数量，却并未真正地化解矛盾，反而迫使民间采取非正常方式进入司法程序，催生了更难治理的“架词设讼”现象。

　　“架词设讼”的民间策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方严苛的抑讼措施，并未从根本上阻止民众寻求司法救济。在正常的诉讼渠道受阻、权利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保障时，民间逐渐形成了一套“架词设讼”的诉讼策略，它成为民众突破官方限制、进入司法程序的隐秘手段。

　　“架词设讼”，核心是小事化大、轻事重报、虚饰情节、编造由头，将普通民事纠纷包装成涉及伦理、治安甚至刑事的重大案件，以引起官府重视、突破立案限制。比如，夸大事实，将普通邻里口角、田界纠纷，描述为“恃强凌弱”“聚众斗殴”“霸占产业”，提升案件的严重性；进行伦理捆绑，在户婚、继承纠纷中，刻意强调“不孝”“背德”“乱伦”等情节，利用官府维护礼教的心理，诱使官府受理；通过抱团兴讼，多人联名告状，以“群体事件”姿态施压，降低个人风险，提高受理概率。所谓，百姓投词“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辩。”又或者“以疾病老死为人命，以微债索逋为劫夺，以产业交易、户婚干连为强占，为悔赖。”

　　州县官员对于百姓的这套说辞其实也是了解，而且深恶痛绝。李渔在《论一切词讼》中无奈地抱怨道：“好讼之民，敢于张大其词以耸宪听，不虑审断之无稽者，以恃有投状一着为退步耳，原词虽虚，投状近实。以片语之真情，盖弥天之大妄，不患问官不为我用。”老百姓的小利之争需要哄着州县官员受理，因为“恐细事不准，务张大其词以耸上听”。“架词设讼”的出现，并非民众天生“刁顽”，而是制度挤压下的理性选择。官方抬高立案门槛、打压正常诉讼、拒绝受理“细故”，民众若不夸大、不虚构事实，就无法获得公权力的救济。在“不架词则案不立、不设讼则理不伸”的现实下，普通百姓只能选择以“谎状”“虚词”打开司法大门。

　　这种诉讼策略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一方面，案件失真，谎状连篇，官府难以查明事实，公正裁断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司法成本更高，虚假陈述、反复诉讼加剧积案，消耗了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司法诚信，形成“诬告不治、虚讼成风”的恶性循环。

　　当代司法应该如何面对积案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经济活动活跃、利益格局调整、人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提升，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持续攀升，人案矛盾成为法院的普遍困境。回顾从“无讼”到“架词设讼”的历史脉络，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压制诉讼必致扭曲，“架词设讼”比“健讼”更难治理，对司法权威与社会秩序的伤害更深。唯有正视纠纷、畅通渠道、多元化解，才是破解积案的正确途径。

　　古代“无讼”“厌讼”的本质是“官本位”治理，当代司法必须转向“民本位”。要承认诉讼是民众的法定权利，案件增长是社会发展在特定时期的正常现象，不将“少办案”作为政绩，而以公正高效化解纠纷为追求目标。摒弃对诉讼的道德贬低，不贴“滥诉”标签，尊重民众通过司法维护权益的选择，以开放、包容、积极的态度面对案件增长。

　　现代司法应建立非讼解纷机制先行、诉讼兜底的分层模式，强化基层调解，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作用，将婚姻家庭、邻里、小额债务等简易纠纷化解在诉前。完善仲裁、公证等专业化机制，对接商事、劳动、物业等类型化纠纷。建立“诉调对接”绿色通道，调解成功可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及时转入诉讼，不拖延、不积压。

　　此外，要杜绝“架词设讼”现象出现现代翻版，需简化诉讼程序，降低维权成本。古代民众“架词设讼”，根本原因是诉讼门槛过高、渠道不畅。当代司法应积极落实两便原则，完善立案登记制，杜绝“立案难”。在优化诉讼程序方面，用好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速裁机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在技术支持方面，推进线上诉讼、跨域立案、电子送达，减少当事人时间、经济成本。深化司法数字化变革，运用智能分案、类案推送、文书辅助生成等技术，提升审判效率。当诉讼便捷、权利可顺畅救济，民众自然无需夸大、虚构事实，“架词设讼”的土壤便会彻底消失。

　　结语

　　从传统“无讼”理想，到“诉讼爆炸”现实，再到官方“厌讼”压制、民间“架词设讼”，中国古代诉讼的发展历史揭示了一条铁律，纠纷发生是社会常态，权利救济是刚性需求，司法的使命不是消灭诉讼，而是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当下，我们面对案件如山的状况，不能重蹈古代抑讼覆辙，而应立足法治现代化，以多元解纷为路径，在程序便民和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诉权保障与积案化解的平衡，让公平正义可见、可及、可信。

　　（作者：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何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