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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织出千条线 形成“和立方”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发布时间:2021-01-19 09:38:33

图为冯晓光(中)在交道口街道司法所诉调对接现场处理一起继承纠纷。 沈圆圆 摄


  故宫、天坛、王府井,北海、景山、天安门……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人们记忆最深处的北京。

  东城区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聚集着20多个中央部委机关和众多的全国性文化机构,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胡同四合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密集的地区。

  这里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法院一站式建设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取得了怎样的成效?1月6日至8日,记者走进东城区人民法院,探索这里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之道。

  倾力打造:身处核心的喜与忧

  “东城无小事,事事关政治。大量矛盾纠纷如果不能以最快速度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区域营商环境,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东城区法院副院长王波表示。

  作为北京的核心城区,东城区特殊的区位特点对法院处理矛盾纠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东城区法院收案量近几年持续增长:2017年收案38472件,2018年收案39150件,2019年收案43022件……

  如何又好又快地解决这些纠纷,推动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成为东城区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东城区推行一站式建设工作,有局限也有优势。一方面,东城区寸土寸金,我们办公场所有限,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东城区除现有的近200家街道社区级人民调解组织外,还有一批优秀社会调解力量亟待发掘。”王波说道。

  为此,东城区法院创立了以诉调对接工作站为主要特色的“和立方”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主动对接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让矛盾纠纷止于未发,消于萌芽。

  “和立方”得名于“水立方”,是东城区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韩毅兵提出的概念。“2018年的一天,我下班路过奥运比赛场馆水立方。看着水立方的架构,想着我们诉源治理工作不也是一个有点、有线、有面的立方体结构吗?于是就提出了‘和立方’的概念。”

  具体而言,“和立方”是指在法院主导下,以法院为原点,连线吸纳各方调解力量,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构建的立体化矛盾化解机制,用法治保障和合的社会氛围,特点是一点为基、多点连线、面面俱到、立体解纷,具备司法终局保障和一站式解决纠纷的工作力度,其中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以法院为原点进行多点连线伸出的各个触手——诉调对接工作站。

  为做好这项工作,东城区法院给立案庭配备了最强战队,年富力强的业务精英被充实到一线:立案庭平均年龄为30.7岁,95.2%的法官及法官助理具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所擅长的专业范围几乎涵盖民商事审判全部领域。

  冯晓光就是其中出色的一员。

  主动对接:走进是为了淡出

  冯晓光是东城区法院速裁团队的法官,也是诉调对接组组长,主要负责统一开展委派调解、委托调解,以及诉调对接工作站的管理工作等。

  为什么要建设诉调对接工作站?矛盾没有到法院来,法院主动对接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不是增加工作量、多管闲事吗?

  冯晓光并不这么认为。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法院和医院的工作有共通之处,我们以医院为例。如果老百姓大病小病都去三甲医院,那么长久下去,社区医院就会废弃,三甲医院就会出现挂号困难。到时候,重病到三甲医院可能挂不上号,得不到救治。法院解纷也是一样的。”

  如果矛盾纠纷是病灶,那么法院就是治病的“三甲医院”,而社会上众多的调解组织、调解机构就是“社区医院”。只有让小的矛盾纠纷在“社区医院”得到化解,法院才能专注于难案、繁案,真正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何让老百姓到“社区医院”去,信任社会上的调解机构、调解组织呢?

  东城区法院想到了搭建诉调对接工作站。诉调对接工作站旨在促成“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对接。试想,如果一个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合作密切,平时由社区医院进行诊疗,出现紧急情况有三甲医院医生上门问诊,必要情况下直接转诊,人们会不会更信任这家社区医院?

  诉调对接工作站的目的就在于此。

  不同于“所有矛盾均由法院吸附,再向外导出”的通常做法,“和立方”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以诉调对接工作站为矛盾吸附的重心和支点,法院进入是为了淡出。

  “工作站设立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院在工作站整体工作量中占比约为70%至90%,法官要投入较大精力进行全程一对一精细化辅导和培训;第二阶段法院在整体工作量中占比约为50%,法官通过微信群远程指导,提高工作站对自收纠纷的调解能力;第三阶段法院在整体工作量中占比下降至20%至30%,主要是完成司法确认工作。这时,工作站的解纷能力增强了,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也有提升,老百姓碰到纠纷就会主动优先选择到工作站调解,法院就可以主要审理疑难、复杂案件。”韩毅兵表示。

  截至目前,东城区法院已在东四街道、北新桥街道、景山街道、建国门街道、竹杆社区、大雅宝社区、北京市医调委、北京投融资商会、东城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等地设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总数量已达12个。

  经过近两年的成长,这些工作站基本上已能实现简单矛盾的吸附和处理,2020年解纷995件,虽受疫情影响,仍同比增长15.4%。各个工作站的口碑在群众中口耳相传,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熟人介绍或者媒体报道找上了门。

  1月8日,邓大妈和女儿张女士就慕名来到交道口街道司法所处理一起继承纠纷。

  成效显著:离百姓越近生命力越强

  “我们非常信赖法院,信赖法律。别人都说这个地方挺好,离家近,也有法官过来,我们就找过来了。”邓大妈说。

  邓大妈公婆去世后,留给她丈夫一套90余平方米的四合院。如今丈夫也去世了,邓大妈和女儿商量着,这处房产由邓大妈继承,女儿放弃继承权。两个人之前就和交道口街道司法所人民调解员高瑞元一直联系着,想要一纸司法确认书。1月8日,在高瑞元的协调下,冯晓光要到交道口街道司法所处理两起借贷纠纷,母女俩的继承纠纷也可以一道办理。一听到消息,母女两人就抓紧时间赶了过来。

  “我叫冯晓光,是东城区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她叫张雨婧,是我的书记员。今天我们受东城区法院委派,过来进行诉调对接……”

  冯晓光认真查看着邓大妈这起继承纠纷的调解笔录和相关材料。让高瑞元有些遗憾的是,尽管之前他已经在冯晓光的指导下跟邓大妈反复确认了遗产继承所需的材料,但材料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邓女士,其他证据材料都齐了,但您公公婆婆和您丈夫的户口没在一起,现有证据无法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您还需要补充提交一下。”冯晓光一针见血地指出。

  “好好,谢谢法官。”邓大妈和女儿反复道着谢地走了。

  “我毕竟是半路出家干调解,有法官指导,调解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调解成功后能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达成的协议能够直接提交给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成就感就更强了。”高瑞元表示。

  法院力量的注入让当地的司法所、调解组织有了更强的存在感。

  “东城区的房价一平方米能达到10万元以上。过去像这种涉及房产的、标的额大的,还有一些疑难、复杂的纠纷,我们一般都让老百姓去找法院。现在有法院做后盾,我们处理起来更有底气了,而且效果越来越好,来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了。”交道口街道司法所所长李威说。

  从法院的“指路牌”到矛盾纠纷的化解站,社区的调解员、调解组织在一次次的调解中,越来越被群众信赖,“和立方”工作站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工作站自成立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诉讼费支出5600余万元,收到感谢信40余封、锦旗百余面。

  “走得越深,离老百姓越近,司法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接下来,我们要尽量在每个社区设立工作站,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司法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司法服务。”东城区法院院长赵军如是说。(记者 沈圆圆

端口前移,巩固最后一道防线

  近些年,法院越来越重视“用户体验”,主动对接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群众提供便捷、多元的司法服务成为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内容。

  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一些可以在基层一线化解的简单矛盾也随之而至,极大浪费了司法资源。如何让小的矛盾消于萌芽止于未诉,让法院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人民法院重点思考的问题。

  而在处理矛盾纠纷上,我国一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基层调解组织有其天然的优势,如与群众的关系更密切,对群众的家庭状况、纠纷状态更了解等。但与此同时,基层调解组织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调解员不熟悉法律条款,调解完有些事实不能固定,有的案子不敢调,不被群众信赖等。

  东城区法院的“和立方”诉源治理工作机制就是巧妙地利用诉调对接工作站解决了双方的问题。

  由法院利用工作站对接基层调解组织,对基层调解员进行培训,从开始的一带一,到后来的微信指导,再到后来只提供司法确认。在法官的指导下,调解员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越来越有底气,调解越来越规范,成功率越来越高,信心越来越强。与此同时,调解组织越来越充满活力,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群众就会主动选择到一线的调解组织解决矛盾。如此形成正向循环。

  在基层调解组织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法院也就能有更多的精力处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责任编辑:韩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