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在这场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战争罪犯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美国欧洲亚洲各受害国审判战犯之后，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也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对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09:00:51]

[导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为回顾人民法院审判日本战犯的光荣历史，彰显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最高法院特别军事审判法庭相关工作人员和部分亲历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09:01:27]

[记者]：

1956年6月和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四个日本侵华战争犯罪案件共45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次审判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案件是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的审理，而审理该案的审判长是时任特别军事法庭的庭长贾潜。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贾潜庭长的秘书，沈关生老先生，欢迎沈老的到来。

[09:02:34]

[沈关生]：

大家好。

[09:04:45]

[记者]：

当时审理日本战犯的时候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09:05:24]

[沈关生]：

我进最高法院工作的时候，院长还是沈钧儒，一来的时候我就分配在贾潜庭长的办公室工作，当时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我27岁。今年我87岁，我是一直在贾潜庭长身边，我把他当老师。

[09:06:03]

[沈关生]：

贾潜庭长是毛泽东亲自推荐的。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跟贾潜庭长说“你是毛主席再三考虑的最合适的人选”。

[09:07:44]

[记者]：

为什么觉得贾潜庭长合适？

[09:08:10]

[沈关生]：

第一他是学法的，第二他在高级法院里面做过很多的审判工作和刑事审判工作，又有法学法律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就是一个权威人士。这个班子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我们最高法院的这些审判员、书记员。还有一部分是军事法院派来的。当时军事法院的庭长跟副庭长，还有院长。

[09:09:34]

[沈关生]：

当时以什么罪名审理这些战犯？

[09:10:20]

[沈关生]：

1949年，苏联把包括溥仪为首的大臣等战犯都交给我们。这个审判程序一稿二稿三稿，讨论了半天，也起草了一个审判的过程。

[09:11:44]

[记者]：

用了多长时间起草出来这个审判过程？

[09:13:26]

[沈关生]：

至少是半年。到1956年开庭了，我们主要在两个地方开庭，一个是沈阳，一个是太原。溥仪也关在那，溥仪来作证，溥仪第一句话说“我是中国头一号汉奸，今天在法庭上作证，是我为中国人民办的第一件好事儿”。

[09:14:17]

[记者]：

您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09:15:58]

[沈关生]：

我做的工作。我没有参加记录工作。我是做联系。一方面联络新华社的记者，那是老记者了。他给中南海毛主席这些照相的，这两个我联系的。第二个联系的是检察院的。第三个我联系的是战犯管理所。有所长，有教导员，有指导员，我日语不懂。他们懂，他们告诉我，他们讲什么话。我亲眼看到而且亲耳听到，他们确实是认识到自己的犯罪了。

[09:16:19]

[记者]：

是真心的悔过？

[09:17:51]

[沈关生]：

悔过了，释放大会上的讲话，后来我们战犯馆的时候给他们发衣服，从里面到外面，从上面到下面都是新的。一批一批释放，释放三批。这三批释放了。第一批释放的时候我在，我到展览管理所，看都发给他们这些衣服。

[09:20:12]

[沈关生]：

当天晚上管理所所长、教导员也请他们吃饭。因为他们都（要）走了，一个人也吃不下去。（他们）拉着我们的所长、教导员、指导员，跪在地下说，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们使我们从鬼变成人，这样的人。当天我们发专列送他们到天津去。送到天津，新华社记者跟着去；（记者）回来，我就问他，“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记者说，“他们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在中国打了多少年的仗，回家父母还在吗？老婆还在吗？小孩怎么样了？（日本）政府对我们怎么样？对他们都是很大顾虑。

[09:21:32]

[沈关生]：

另外说，我们给他们50块人民币。1956年50块可以买好多的东西。他们说这个钱不能打到日本去，我们这里用。他们这些人在1956年6月13日到了天津以后，第一批释放的人买了花圈到我们抗日烈士陵园去祭奠——就是跟他们打仗的。有代表致悼词。

[09:22:54]

[沈关生]：

他说：“我们现在在你们的灵前宣誓，我们绝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我们再不允许这个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间历史上出现。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要为持久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团结而奋斗。我们要做好和平的道路，为幸福的道路奋斗到底。 ”很多人流泪都泣不成声。

[09:23:15]

[沈关生]：

这是新华社记者告诉我的，他是亲自陪他们去。他们红十字回送到公海上面，他们在甲板上面还是依依不舍。

[09:24:53]

[沈关生]：

人民日报一个记者，在1956年7月9号在东京来电了，他说得到释放的日本战犯分别回到了家乡，异口同声的感谢我国人民和政府的宽大，他说中国人民救了我，绝对不打仗了。现在他们100多岁。

[09:25:41]

[沈关生]：

我们想，当时日本政府怎么样呢，我们从宽处理战争犯罪以后，从东京来电了，他说日本首相叫重光魁，对记者说，最近中国释放的日本战犯，真是令人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日本政府在不违背国际信誉的范围之内，尽量扩大同中国的贸易。

[09:26:04]

[记者]：

这次沈阳审判，共有几个律师为战争罪犯辩护？

[09:27:31]

[沈关生]：

我们给了他们辩护律师了。原来公证司的司长带队的，请了学校里面的教授担任辩护律师。我们完全是按照检察院起诉书送给我们，送给我们以后我们把起诉书就送给战犯——被告。再把起诉书送给辩护人。他们看到起诉书，这都是我们诉讼程序当中有的，都预先给他们送去。然后我们根据起诉书，我们在法庭的工作上面来讲，就是搞审问提纲。看到那个起诉书以后，我们要搞个审问的提纲，审什么，问什么。

[09:28:12]

[沈关生]：

第二个是在沈阳的第二个案子，是审判武部六藏。武部六藏等28名战争犯罪分子，那个审判是由贾潜庭长当审判长。军事法院有一个审判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审判员，审判询问的东西、回答的东西都在这。

[09:29:34]

[记者]：

这次审判给你深入的感受是什么呢？

[09:30:05]

[沈关生]：

最深的感受是，这次审判在当时的时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五十块钱买一点日用品以外，买什么东西？买人民画报，他要到日本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我觉得这个中央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呢？这批人你如果是判几个人死刑的话有什么用？你放他们回去的话，是一个宣传的力量。武部六藏病得很厉害，在医院里面，我们派了审判员到医院里面去审判。而且允许他们的家属来沈阳会见武部六藏。武部六藏判了二十年。

[09:31:38]

[沈关生]：

（后来）我们就出了一个假释，提前释放。完全正规的法律手续，因为他承认了犯罪，病重。我们合议庭合议了以后，觉得提前释放，假释。这个审判的成功不单单是靠我们法院，还靠检察院的侦查，找证人。靠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教育，多少年的教育。溥仪说我回到中国是只有杀头了。也是做思想工作，给他们看毛主席的书，看电影，参观这样的。我们的审判很顺利，我们审判战犯，那些部队都是配合的，我们的辽宁高级法院，沈阳法院的人也都配合，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从头到尾参加到底。这个法院档案都有。

[09:34:49]

[回沪明]：

工作量非常大。但是还是确实把它都一个一个啃下来了，很不容易。

[09:35:05]

[记者]：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宝贵的资料，告诉我们这么多事实了，这么多详情，让我们了解到审判战争犯罪的这些细节。

[09:36:55]

[导播]：

对于一段历史，亲历者是最有发言权的。而如果身兼亲历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角色，那么就更有一段记忆的权威。与沈关生一样，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还有时任特别军事法庭的书记员王观强和郭志文。

[09:37:25]

[记者]：

王老、郭老，当时担任书记员的时候多大岁数。

[09:38:03]

[王观强]：

我29岁。

[09:40:32]

[王观强]：

刑事审判庭。

[09:42:14]

[郭志文]：

我24岁。

[09:42:18]

[记者]：

分别在最高法哪个部门工作？

[09:42:54]

[郭志文]：

我也是刑庭。我是1949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1950年3月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当时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同年10月份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我就去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做见习参谋，做过助理。1953年又回到机关，回到最高法院，我在最高法院在刑庭做过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审判组的副组长。

[09:43:43]

[记者]：

您那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09:45:06]

[郭志文]：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时我在沈阳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担任书记员的工作。作为晚辈，没有能够在战场上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却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审判工作这个意义我是感到很大的。工作一点不能疏忽，一定要把这个书记员工作配合法庭的工作尽力做好。法庭的人员组成，当时是来自四面八方，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学校的。大家都很团结，工作也很紧张，上午开庭、下午两点钟还要继续开庭，有时候开庭到晚上七八点钟，书记员当时对庭审记录还要连夜整理出来，那段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也受到了教育。

[09:46:08]

[郭志文]：

现在我谈几点感受，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犯在中国对我国和平居民和爱国志士进行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法庭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为被告人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他们也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他们还可以做最后的陈述。法庭还为他们请了翻译。这些战犯，这些被告都惭愧的说，我犯下了滔天罪行，法庭请律师为我辩护，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纷纷在法庭上下跪认罪，接受法庭的惩处。

[09:47:29]

[郭志文]：

这次审判是一次正义的审判，告慰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在天之灵，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野蛮的残酷的罪行，暴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告诉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所以我感到这次审判还是成功的。70年前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日本极右势力贼心不死，妄图卷土重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能让历史重演。如果说70年前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如果说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趴下了，但是我感到还是没有把日本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灵魂打倒了，还没有把它打碎。现在极右势力又在否认历史，美化历史、美化战争和战犯，企图死灰复燃，重走老路。

[09:48:57]

[郭志文]：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要提高警惕，坚决和极右势力做斗争，绝不让这个历史重演，这一次审判日本战犯，我们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09:49:06]

[记者]：

王老先生给我们讲讲这段工作经历，您做了哪些工作？

[09:51:27]

[王观强]：

我先谈谈我的历史。我是1927年1月10号出生的，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我参加了地下青年团。我是1951年从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以后就分配，那时候第一次全国大学生统一分配。那时候人比较保守，有些大学生家在武昌，分到汉口都不干。可是我们当时就把武汉大学八个大学生都是党团员，我们服从分配，叫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后来把我们分到西安。我们四个分到西北司法部，四个分到最高法院西北分院，我分到了西北分院当书记员。到1954年各区撤销，各大行政区没有了，我就分到最高法院了，还当书记员。

[09:52:42]

[王观强]：

1956年审判战犯的时候我29岁，我被分配到沈阳去当书记员。当时（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为什么叫特别军事法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这个法庭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不审判别的，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特别在哪里？是混合型的，既有军法官，也有文职法官，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审判员里面，审判长是袁光，袁光是军事法院少将法官，所以是混合型的。日本军事方面的战犯有八个，开头的（第一被告人）叫铃木启久，还有一个藤田茂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记得1956年4、5月份，审判日本战犯之前，我们就在北京卧佛寺做准备工作。和我们在一起的有检察院的、还有律师，我们都在那做准备工作。

[09:53:06]

[王观强]：

律师（为这些战犯）写（作）辩护，这些战犯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他说这些人为什么犯罪？辩护词里就写，他从小受的是资本主义教育，从这方面来表述（后改为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来到了审判的时候，沈阳有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就是8个战犯，铃木启久案，8名战犯，这是军职人员的；还有一个是28个被告，是文职人员的（武部六藏等）。当时沈阳有一个法庭，另外在太原还有一个法庭，我参加了审判铃木启久那个案子。（法庭）有军事法官，有文职法官之外，书记员有两个，我算是文职的，另外有一个书记员是军事法院的。

[09:55:56]

[记者]：

这些法庭上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日本战犯认罪态度很好吗？

[09:56:51]

[王观强]：

没有一个不好。

[09:57:08]

[王观强]：

律师是我们指定的，（这些战犯）受过军国主义教育，不好辩护。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书记员都是（负责）记录，（拿笔）记不那么全了，怎么办？晚上加班，听录音。法庭审判的时候有录音录像。

[09:59:38]

[记者]：

对于这次特别的军事审判，当时的感受和现在的感受有没有不同？

[10:00:11]

[王观强]：

就是宽大处理。联想到今天日本首相安倍不道歉，道歉两个字都不说。危险！我就这么感觉。

[10:01:35]

[郭志文]：

现在感到，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刚才说了，他趴下了，但是没有打倒。他现在又慢慢往起爬，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10:02:04]

[记者]：

您刚才也说了，在做书记员这个过程当中，同志们都很团结。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10:03:45]

[郭志文]：

当时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是公、检、法、司和军队共同组织来做的，工作互相配合。比如说这个法庭，当时日本战犯关押在沈阳、抚顺战犯管理所。但是从全国来说，法庭的地点最终还是选择了沈阳。这个工作是司法部为主，给辽宁省沟通；但是我们书记员也参加了这个工作。

[10:04:02]

[记者]：

您觉得这些战争罪犯能认罪，跟咱们对他们的改造有关系吗？

[10:05:26]

[郭志文]：

有很大的关系。战犯从当时的苏联（谴返）回国以后，押在抚顺管理所。生活上对他们有特殊的照顾，还有体育活动，文艺演出，（还有）参观。有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还要带他们参观，对他们教育很大。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说，“我们犯了这么大罪，中国政府对我们这样，给我们指定辩护人，给我们找翻译，我这个罪行，还给我辩护。”当时（开庭）痛哭流涕，表示谢罪，“法庭给我任何惩处我都接受。”事实上有的战犯回去以后，他们对中日友好事业起了一定作用。

[10:06:46]

[记者]：

我们对他们进行宽大处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0:07:17]

[郭志文]：

我们主要从有利于中日友好，还是从长远考虑。

[10:08:14]

[记者]：

对于这次审判，您现在想起来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10:10:42]

[郭志文]：

最深的感受，（就是）作为抗战期间的小孩，十来岁不懂事，（但是）通过这次审判对日本侵略军国主义的罪行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体会。我五叔就是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抓起来的，给我们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通过审判以后，对日本当时罪行认识就更深刻了。

[10:11:19]

[记者]：

非常感谢二老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10:12:38]

[导播]：

实际上，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当时在战犯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铃木启久在宣判后曾对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我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作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极刑。但是，结果我只被判处20年徒刑。这种宽大政策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只有和平，人类才能幸福”。1991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正义的审判》一书，这本书翔实地记录了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情况。

[10:15:58]

[记者]：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法院出版社原社长回沪明同志接受访问。回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10:17:40]

[回沪明]：

好。这本书它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这个审判日本战犯，当时是在两个地方进行审判的，一个是在山西，一个在东北。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审判，一共是进行了四次审判，第一是在沈阳，这个是28名日本战犯。第二场又在沈阳是8名罪犯。第三场是在山西进行了第三场，这个审判也是8名。最后一个是1名。一共45名，这个罪犯。对这个日本罪犯进行审判，从感情上来说我们是非常愤恨，这些日本罪犯都有滔天罪行。但是我们确实是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包括开始从检察院由起诉书，到法院整个进行审判。这个庭审的过程，庭审的记录是全的。

[10:22:12]

[回沪明]：

然后有证人出庭作证，给这个日本战犯那边——给被告请了辩护人，给他进行辩护。最后判决书这都是全的，最后他自己本人的供述。从供述状来看，这个罪犯都是承认自己的罪行的。整个审判程序进行的非常完整也很完美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本书，就把所有的这个过程，所有的文书包括起诉书，包括最后得判决书，都收录了，这本书内容很完整的，把这个审判过程很完整的表现出来了。

[10:24:43]

[回沪明]：

最高人民法院当时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

[10:25:18]

[回沪明]：

（当时）审判以后缺乏这种（编书）意识，资料保存了要入档。这时候出版社刚成立，最高法院自己成立了出版社。不可磨灭的历史，应该把他公布出来。党组决定（编写本书）。包括名称也是党组来定的——《正义的审判》。书名经过党组讨论同意的。这个书名是由（当时的）主管副院长林准题的字。

[10:27:55]

[记者]：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那场审判有什么样的特点？

[10:29:02]

[回沪明]：

当时审判，应该讲这一系列审判也是很不容易的。

[10:30:35]

[记者]：

不容易在哪？

[10:31:09]

[回沪明]：

一个战犯的资料，他都分散到各地，要把这些资料汇集合成，要找到相应的证人，证据都要有。所以你要进行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审判。四十多个人，也确实是不容易的。

[10:34:28]

[记者]：

工作量很大？

[10:34:43]

[记者]：

那您觉得这本书，这段历史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10:35:32]

[回沪明]：

我觉得这个书本身，资料本身就说明问题。包括这些日本战犯供述的这些铁证的事实，不是谁捏造，强加给他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永远磨灭不了。这个《正义的审判》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当时都是日本人自己供述出来的。所以这个史料应该说是永久性的。它的价值是永久性的。

[10:35:50]

[记者]：

非常感谢回老师，谢谢您。

[10:36:10]

[回沪明]：

谢谢你，谢谢大家。

[10:36:32]

[导播]：

访谈实录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