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在这场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战争罪犯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美国欧洲亚洲各受害国审判战犯之后，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也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对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09:00:23]

[导播]：

沈阳，这是“9.18事变”发生的地方，也是日军侵华战争拉开序幕的地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十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代表当时的6亿中国人民，向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展开了正义的审判。

[09:02:52]

[导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为回顾人民法院审判日本战犯的光荣历史，彰显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最高法院特别军事审判法庭相关工作人员和部分亲历人员参观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09:05:21]

[导播]：

在当年庭审现场的审判席前，我们有幸请到了袁塞沙女士。她是参与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副庭长的袁光之女。

[09:06:52]

[记者]：

袁女士您好，请问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您多大年纪？

[09:07:32]

[袁塞沙]：

我那个时候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审判的时间1956年6月到7月，我是10月才出生的，所以我和审判年鉴是同龄的，到明年是60年，我也就接近60岁。

[09:08:09]

[记者]：

父亲当时是怎么给你讲述这段历史的？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讲述这些历史、这些经历的？

[09:08:48]

[袁塞沙]：

一般来说，父母跟子女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少有长篇累牍的、完整的叙述，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从小确实是耳濡目染，是当年历经这个事情的很多叔叔阿姨告诉我的。因为当年有很多跟我父亲同事的叔叔阿姨，很多人都跟我们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他们到我们家去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回顾的都是他们共事时候的事情，主要的就是讲他们审判日本战犯这一段，不断会有一些片段式的东西说出来。我从小就听这些事情。我的父亲他会在很多碰到人和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联想起审判日本战犯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也很多。说到沈阳，肯定他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对他而言，也是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他历经的、他主持的这么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如果说到抚顺，他会想到战犯管理所，如果跟他的青年同事一块谈到过去审判过程中的事情，可能会想到一些证人，想起某些战犯他们当时认罪的态度，这都是可能的。我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但是我耳濡目染的都是他们的感受，他们在历经这些事情后对一些事情的描述。

[09:09:39]

[记者]：

那有没有你的父亲或者叔叔阿姨给你一些描述是令你印象深刻或难忘的事情？

[09:12:44]

[袁塞沙]：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父亲主要审判的日本战犯是八个军人，他们的职务、军衔都是少将、中将。当然他们犯罪的事实很多很多。举一个例子——就是藤田茂，他在山西屠杀某一个村的村民的时候，手段极其的恶劣。屠杀的时候，很多是手无寸铁的村民，都是平民百姓。藤田茂杀这个村的村民，当时有一个证人叫张葡萄。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听会印象深刻，特别好记。葡萄，很温馨的一个名字，但是他的经历特别的凄惨。他的家人几乎都被藤田茂带领的这支部队给杀戮了，场面非常残忍。证人张葡萄在叙述的过程中，非常悲愤，他自己也是大哭，而且上来想抓藤田茂。面对这个罪犯的时候，像这种的场景，会被我父亲及其他的这些同事们，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谈这些日本战犯的残忍，谈我们百姓被杀戮的凄惨状况。

[09:15:39]

[记者]：

您父亲当时是如何被任命做副庭长的呢？他被任命之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9:19:53]

[袁塞沙]：

我父亲是1955年，在咱们国家第一次授衔之后，被授衔为军法少将。在那之后，咱们的部队成立了八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法院的院长是陈奇谭，他是1955年的一个老上将，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是林彪的老师，资格很老的一个人。是他把我父亲从铁道兵调到军事法院任第一任副院长。陈奇谭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我父亲就是这样走到了这个行业来的一位军人。

[09:23:24]

[记者]：

那您觉得您父亲什么样的精神令您受益终身？

[09:25:41]

[袁塞沙]：

说句实话，作为子女评价自己的父亲是很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说，我父亲他一辈子是刚正不阿、正直。这个是在他故去之后，所有的人，他的上级、他的同事、他的部下对他一致的评价。他从来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简单的说，比如说你升官了、你发财了，他不会到你面前去祝贺、去怎么样。但是他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你落难了、你需要帮助了，这个时候他是会出现的。这可能跟他一辈子从事的工作有关吧。

[09:27:17]

[记者]：

我们知道，1949年新中国就成立了，为什么我们要到1956年对这些日本战犯才进行审理呢？

[09:28:41]

[袁塞沙]：

大家都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我们就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事情。因为这些战犯都是1945年在欧洲战场上，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因为日本人不放下屠刀，还继续在中国胡作非为。苏联出兵到东北三省把他们抓捕了，这些人是军人，基本是关东军；（还有是）伪满政府的行政兵。这些人都是抓到苏联去关押，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些人才被苏联（谴）送回来，把他们关押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管教。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整个的审判工作就拖到了50年代的中期。实质上是朝鲜战争一结束，我们的检察工作就开始了。这个在展览上有描述，1954年就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停战没有多久。确实是有客观原因的。

[09:30:59]

[记者]：

那您认为这次审判和东京审判以及国民政府的南京审判有什么不同呢?

[09:31:37]

[袁塞沙]：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些罪犯的认罪态度不同。在东京审判和南京的国民政府的审判，所有被审的这些战犯没有认罪的。可是，就在我们新中国对他们这些战犯的审判中，他们是心悦诚服的认罪。这和刚才我跟你说的有这么一段时间（对战犯）的管教、教育、改造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管教人员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中可能有很多亲人都被这些战犯给屠杀了。所以他们面对这些战犯的时候，他们的纠结，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可是他们要执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们的俘虏政策，要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管理和审判）。

[09:33:03]

[记者]：

你怎么看待这种宽大政策？

[09:35:31]

[袁塞沙]：

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是中国政府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之处。

[09:36:07]

[导播]：

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过程中，很多中国受害者作为证人指证了日本战犯的所作所为，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耿国昌先生的父亲耿忠文先生，当年就曾作为证人，参与到此次的审判活动中。

[09:40:31]

[记者]：

耿老先生您好，你的父亲当时是参与了哪起案件的审理？对哪位日本战犯进行了指证？在法庭上他做了哪些陈述？

[09:44:26]

[耿国昌]：

1956年7月份，我父亲耿忠文参加了这次庭审。这次庭审一共审判了日本36名两个批次日本战犯。我父亲参加了整个全过程，当时我父亲作为证人指控日本战犯志村行雄杀害中国无辜平民同胞黄福有的罪行。当时是1956年7月，庭审中我父亲慷慨陈词，指控了日本战犯志村行雄杀害黄福有的罪行，最后（志村行雄）被判处12年徒刑。

[09:45:13]

[耿国昌]：

我父亲过后一直对我讲，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他们太宽容了，他们就是一万个死也不能谢罪。但是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不是当时的亲历者，我也不会讲的太多，这些都是我父亲生前讲给我听的。

[09:46:05]

[导播]：

对于这一段历史，当年任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的权德源老先生至今还历历在目。

[09:47:47]

[记者]：

权老您好，您当年是如何被调入特殊军事法庭工作的？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09:49:57]

[权德源]：

我的单位是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我学过法律，是年轻人，就来了。6月末报道的时候，法庭告诉我从事书记员工作。上午录音带录，下午我就整理。后来就是做法官助理，需要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我们校长是律师团团长，我们学校的教员是法庭的律师，我们学校还有别的人员也为法庭服务。

[09:50:25]

[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日本战犯大概有多少？他们来源于哪里？

[09:53:32]

[权德源]：

1950年7月份从绥芬河接过来的，7月21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战犯管理所，建筑面积7万6千多平，新中国重新装修。1950年接收过来，有170来人。太原战犯管理所有140人，日军投降以后，变成阎锡山军队的人。（两地共）1100多名战犯。我们法庭在7月20日工作整个结束。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保卫、翻译和生活上服务工作。

[09:55:52]

[记者]：

据了解，当时审判地点选在抚顺，后来为什么又迁到沈阳呢？

[09:56:55]

[权德源]：

“9.18”日本侵略中国开始是在沈阳北大营即“9.18”纪念馆地方，审判是把侵略的灵魂拔掉。在开始侵略的地方进行审判比较合适，在确定为审判场所后就重新装修了一下。

[09:57:40]

[记者]：

当时审判日本战犯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9:58:07]

[权德源]：

1956年这些战犯到抚顺的时候，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瓦解了，武装也解除了，但是侵略中国的思想原封不动，他们自己说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瞧不起中国人。还认为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是武士道精神；还认为我们管不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国际法上战俘要交换回国”，中国把他们作为战犯囚禁在此他们不认可。1950年9月15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登陆朝鲜，战犯都在等美军打到这里来（解救他们）。1950年末朝鲜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我国）就把战犯送到了哈尔滨。第二年志愿军去了后，战争形势缓和，战犯又回来了。回来后，对他们严格管制，将官一屋两个（人），尉官一屋4个（人），一般的（战犯）都是10-12个（人）；进去后，门锁上不准乱窜乱逛，警卫人员都拿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作息时间把朝鲜战争情况、美军情况、日本情况都给他们讲，让他们思想稍微稳定下来。1954年李德全带人去日本把战犯管理所的名单和情况告诉日本红十字会，日本红十字会把情况告诉日方家属。（日本战犯）家属20多年没有消息，以为他们都死了，知道活着时候都很高兴；告诉他们可以写信、邮寄东西、探监。家属写信说“没有想到在中国打仗还杀了那么多人，赶紧坦白，赶紧回来”。后来组织（日本战犯）看日本电影，电影有《原子弹》、《混血儿》、《二十四对眼镜》，（这些日本战犯）看见广岛长崎原子弹后家人都倒下去了，看见美国军队侮辱日本妇女儿童，看见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惨痛后果，他们发现日本发动战争以后才导致美军的行为。还有就是组织社会参观，去丹东水库看2万多人修建(大坝)，还到鞍钢看到无缝钢管生产出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人真了不起，建国五六年无缝钢管就出来了。又去了长城、哈尔滨、北京、上海、杭州西湖参观，发现中国大变样，回来后写感想。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官说是下面部队杀的，部队的人认为没有上面命令他们也不敢杀，闹的很凶。再有就是利用典型开大会，自己坦白哪天杀了多少人，作用很大。政界的头是伪满洲国国务院厅长、次长，军界的藤田茂这些这么大的官都坦白了，还受到了表扬，其他的人就觉得自己也不怕了。后来大部分人都坦白，思想都转过来了。1955年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表现好的选为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的事情就交给学习委员会管理。我们1956年去参观时候，整个管理员、服务员都是日本战犯。这些1000多人各种人才都有，包括学法律的、学医务的、学经济的、理发师、图书馆馆长等都有。有时候定的计划，让他们自己搞。还有文艺活动，自己写认罪材料，自己组织演话剧，还跳舞唱歌，效果很好。

[10:03:36]

[记者]：

给他们安排的改造和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10:05:52]

[权德源]：

是的，很丰富。中央一开始就提出，人是可以改造的，日本战犯教育好了也可以改造，并提出要求：第一个尊重人格，不准打不准骂；第二个生活上照顾，长官等高干有小灶，伙食标准都是中央定的，尉官是中灶，下面的是大灶。中央要求，不准有逃跑的，不准有非正常死亡的。这些140多个管理人员开始思想不通，不少都是抗日战争受害者家属，首先做管理员工作，再做战犯工作。1951-1955年期间，思想转过来了，旧中国人变成鬼，新中国鬼变成人。

[10:07:29]

[记者]：

您怎么看待这次正义的审判？

[10:08:06]

[权德源]：

日本军国主义到中国14年时间确实犯了滔天罪行，杀害了3500多万中国人，经济损失每年一千多亿元。犯了这么大的罪，但中央领导高瞻远瞩。第一，中国和日本是邻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友好国家，近一百多年侵略中国，今后还要友好下去。第二，当时联合国封锁中国，中国国内情况看，经济发展受阻。第三，他们六年来在管理所经过学习改造，鬼变成人，他们回日本去，再考虑到今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宽大处理。民众（开始一段时间）对宽大处理都理解不了。但是现在看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有些战犯1964年全部回去了，他们回去后自发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三光》，日本年轻人看了一下就了解了，这都是他们的功劳。

[10:10:19]

[权德源]：

开庭时候，法官、公诉人、被告位置不一样，法庭上地位不一样，目的是一个，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检察院把罪行列出来了，被告也承认在中国犯的罪行。角度不一样，但目的只有一个，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后来说，中国共产党办的这个法庭，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都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内部原则在审理日本战犯时候也用了这个原则。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事，以教育为主，把战犯改过来。他们说我们把治病救人的党内原则用到了对这个法庭上。东京审判中没有人认罪，但是我们这儿每一个人都心服口服，都是审判时候掉眼泪，感激的，说中国是第二故乡，中国人民是再生父母。这个法庭的结果是世界上没有的，以前没有，今后也少有。

[10:13:04]

[权德源]：

我再谈一个情况。溥仪，满洲国皇帝，是1906年生的，1909年三岁被父亲抱着登基的，1911年辛亥革命他被拉下马。溥仪1932年到长春当满洲国傀儡皇帝，“8.15”以后到苏联当被俘皇帝，东京审判时候他去了三次。回来后他发牢骚，说日本天皇是真正的皇帝，他发动的战争不是战犯，但溥仪是傀儡皇帝，他反而是战犯，这个他不理解。在新中国改造后，他理解了。1956年开庭时候，他作为第一个证人从小门进来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汉奸爱新觉罗皇帝，并认了罪。在监狱中他是981号犯人，1959年12月4日，中国第一次特赦时候他出来的。1961年作为全国政协专员，1964年做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在北京去世。

[10:17:41]

[记者]：

非常感谢，感谢您带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10:20:08]

[导播]：

访谈实录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