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上海二中院作为2014年率先启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全国首批试点单位，大胆创新, 向改革要动力，向科技要效益，勇于化解人案矛盾，积极推进办案团队建设、法官自主管理、书记员集约化管理等改革举措，开创了一套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的“司改3.0版”做法，受到各界关注。本报今日起分上、下两期进行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案多人少怎么办？书记员不够用怎么办？法官助理配不齐怎么办？法官疲劳办案怎么办？书记员、法官助理、法官，职责应该怎么划分？法院的司改目标如何去实现？……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但上海有一家法院做了，它用“刮骨疗毒法”打造了全新办案模式，用现代高科技和制度创新把“未来法院”变成了现实。它，就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2人做118人的活儿

　　“一开始我是质疑的，这个活儿不可能推得下去，刚招进来的8个文员，连庭里都没去过，什么都不会，怎么记录？”上海二中院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段婷回忆七个月前的情景时笑了。

　　司改前，段婷是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的助理审判员，司改后，她没能入额。2018年9月，政治部开始考虑由段婷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之职，上海二中院审管办主任徐征峰和她比较熟悉，两人谈起了此事。

　　“你从部队转业过来，责任心很强，而且熟悉审判业务，又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挺适合这个岗位。”徐征峰对段婷说。

　　但段婷有些犹豫，上海二中院共有118人承担开庭职责，其中书记员50名、文员68名，分散在各个部门，平均每天开庭约40场，最高一天保障庭审92场。“成立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后，要花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力资源去完成甚至超过原有的保障开庭数，简直是天方夜谭。”段婷没有自信。

　　“放心吧，所有法庭都装好了科大讯飞的音字转换系统，只要书记员能修改错别字、调整段落、不破句就行。”徐征峰鼓励她。

　　段婷想了想，点点头：“那就试试看吧。”

　　10月，书记员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连段婷加文员，一共9人。随后各业务庭的一些书记员又陆续调往段婷处，成为“驻庭书记员”。至2018年年底，段婷手里有了21个兵。

　　驻庭书记员有了，系统便开始全面运转，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一个简单的案子，本来传统的归纳式笔录只需5、6页，但科大讯飞的‘随堂笔录’有20多页，而且错别字多，匹配度不高，还经常死机，承办人看不懂笔录。”有人抱怨。

　　有一起劳动争议案开庭，从下午两点到五点，系统生成43页笔录，当事人庭后阅看笔录又足足花了两小时，书记员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才下班。

　　方言识别度不高、身份证号和车牌号错误率高、无法与法官常用的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和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形成数据共享……问题一个接一个，段婷急上心头，“这还怎么叫节约人力？怎么优化？怎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完全背道而驰了！”

　　让所有人转变理念

　　22人能完成118人的工作吗？

　　上海二中院的政治部、审管办、办公室、立案庭、民三庭、行政庭、申审庭开足马力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工作难度很大，所有的后台数据库不能出一个问题，否则整个法庭系统就瘫痪了！”上海二中院信息管理中心信息二科科长杨戈说。

　　“当然能完成118人的活儿！”上海二中院民二庭第六合议庭审判长彭辰说。彭辰是该院最早尝试使用音字转换系统的法官，他曾被评为上海法院系统一等功、上海法院“邹碧华式好法官”，审理过的两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智能化是法院发展的方向，机器能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人的劳动力要解放出来。法官助理时间多了，法官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去休息。我们不能老加班，我现在的合议庭已经不加班了。”彭辰快人快语。

　　彭辰的法官助理是瘦瘦的张末然，张末然记得很清楚，在书记员管理办公室还未成立之前，彭辰就和他谈起想启用法庭科大讯飞系统的想法，当时张末然有点懵。

　　“这东西能行吗？”张末然问。

　　“这是未来法院改革的方向。”彭辰说。

　　经院党组同意，彭辰所在的合议庭第一个开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不久，上海二中院所有法庭都装上了音字转换系统，随后民三庭、行政庭也加入了使用系统的队伍。

　　薛晶是科大讯飞法院线产品运营部门的技术人员，她曾为张末然的开庭提供技术保障。“庭审软件经历了4次大升级，从只能识别汉字，升级到可以识别标点符号、英文、数字；从只能识别陈述句，到可以识别疑问句、反问句；从流水账记录，到自动忽略发言人的‘嗯、啊’语气词；我们还扩大了法言法语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量。”薛晶指出，音字转换系统需要“学习”，学习的次数越多，系统撰写效果就越优化。

　　“怕的就是系统装好了，却没人用！”上海二中院院长郭伟清说。他曾担任上海高院副院长、司改办主任，分管过司改、信息化建设等条线，很清楚改革的最大难度在于人。“阻力很大，很多人难以接受新事物，固执地按照习惯思维在做事。”

　　向科技要生产力

　　为了解决“人”的问题，郭伟清开辟了“心语倾声·院长有约”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不定期地与全院干警谈心，目前已面谈了将近100人。“法院的很多工作都是以老带新，唯独信息化建设这项工作，需要年轻人去推动老同志，推动他们去接受新事物。”

　　2018年10月，郭伟清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来自福建，普通话并不标准。整个庭审中，书记员全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刑庭的法官们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屏幕上不断跳跃的庭审记录文字，院长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刑庭法官——音字转换系统是可行的。

　　“整个审判工作都需要全程留痕，这和司改要求的司法责任制直接挂钩，法官们要在理念上转变过来。”郭伟清说。

　　“其实，笔录记得好不好，有一部分和法官能力有关，整个庭审是法官在控制，所以音字转换系统其实倒逼了法官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彭辰一针见血，“在我们发现系统适应大段陈述记录时，合议庭便采用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相结合的‘1+3’庭审方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发言陈述权利，笔录也更迅捷好记。”

　　上海二中院行政庭庭长徐军也同意这个观点：“法官要发挥一定的释明、归纳、梳理争点的主导性，试点之后，我们庭的法官经常在庭务会上交流心得。”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一切进入了良性循环，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类案和法条自动推送，语音唤醒证据和批注阅览功能一一加入，音字转换准确率也达到了95%以上。

　　如今，段婷可以从容安排21名驻庭书记员平均每天开庭60余件，开庭高峰时可保障每天约80个庭审，最多一天保障庭审达152件。2019年第一季度，驻庭书记员团队共保障2262起民商事、行政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审记录工作，约占全院登记开庭的75%。驻庭书记员李佳纯曾一人完成一起重大刑事疑难案的庭审保障，该案卷宗100余册，庭审持续4天，29名诉讼参与人参加，累计生成620页共计30余万字的笔录。

　　彭辰和张末然用了4个月的时间向68起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发放了121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律师、法律工作者、公司法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当事人。调查结果显示，78.02%的受访者对系统总体感受评价为“很好”或“好”，64.8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下一次开庭继续使用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