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
　　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
　　614.9万件，1090.2万件。
　　这两组数据，分别是2016年与2025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量，刻录着中国法院执行工作爬坡过坎、负重前行的十年。
　　十年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量近乎翻倍。案件洪流持续奔涌，司法体系直面“执行难”的严峻大考。回望2016年，全国法院执行完毕率仅为28.79%，大量生效裁判无法全部兑现。“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联动协作难”等十余项执行难题犹如道道关隘，让公平正义困于“最后一公里”。
　　改革攻坚，愈难愈进。党中央锚定破解“执行难”核心命题，在机遇与挑战中探寻治本之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接续部署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为执行改革深化推进指明根本方向。
　　探索研究执行规律，一场以交叉执行为牵引，协同立审执衔接、终本出清、分级失信惩戒与队伍建设的系统性变革，在全国法院铺开、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这场变革之新，就在于坚持系统观念，把运用执行思维、化解履行风险、突出权益保障贯穿诉讼全流程，实现从‘被动执行’向‘源头预防’的转变”。
　　2025年，在执行案件量同比增长15.43%的巨大压力下，全国法院执行完毕率逆势攀升至39.29%，执行到位率达到50.59%。一年之内，约2.2万亿元“真金白银”执行到位，输送回权利人手中。与之呼应的是，执行复议、监督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当事人对执行的满意度显著提升，规范化、高效化的执行新态势已然显现。
　　“执行得了”——这悬挂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一楼墙上的四个大字，正随着这条逆势上扬的曲线，转化为更多权利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诠释着权益兑现背后的“中国之治”……
　　立审执协调——
　　从末端攻坚到源头善治
　　“厝内有君子，门口君子到。”
　　这句闽南谚语，道出了诚信相待的朴素智慧，也沉淀为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君子·执行”品牌的文化底色。
　　它指向的不仅是一种道德期许，更是一种治理智慧：诚信的促成，需要机制铺路。而海沧区法院创新推出的“立审执一体化”执保扣划机制，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孕育而生。
　　2024年，厦门某健康管理公司与福建某体育产业公司因租赁合同产生纠纷，海沧区法院依法冻结体育公司银行账户19万元。案件调解结案后，体育公司同意支付7.5万元，却因账户被保全无法正常划转资金。
　　“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该案承办法官之一张玲玲回忆道，“如果解封账户让被告自行转账，存在财产转移的风险；如果必须等到判决生效后立案执行，又会拉长债权人回款周期，同时导致债务人账户长期被冻，影响经营和信用。”
　　经法院核查确认，该公司无其他涉诉涉执案件，扣划不会损害第三方权益。
　　基于该情况，海沧区法院经过周密论证，启动了“执前保全扣划”机制。该院通过对福建某体育产业公司被保全账户实施扣划，将全部款项发放给厦门某健康管理公司，并向体育公司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债务方负责人松了口气：“账户解冻了，债也还了，没上失信名单，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执前保全“向前一步”，权益兑现按下“加速键”。
　　“每一步都必须于法有据、风险可控。”海沧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叶炳坤在谈及决策考量时强调，该院对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保全的规定进行了深入阐释，明确了在当事人达成调解或债务人明确表示自愿履行，且债务人无其他涉诉涉执案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申请依法扣划被保全账户资金。同时，该院配套出台了《财产保全案件案款扣划发放操作指引》，构建起全流程规范。
　　海沧区法院的探索，回应了长期困扰基层法院的一个共性难题：调解协议达成了，履约通道却不通。账户被保全，想履行却“有钱转不动”；解封有风险，不放款又“案结事未了”——这一两难境地，正是许多调解案件最终滑向执行程序的症结所在。
　　如何推动定分止争从“结案了事”向“案结事了”转变，真正从源头减少进入执行的案件数量？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规范和加强办理诉前保全案件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的工作指引》两份文件，为全国法院的协同实践提供了“路线图”与“操作手册”。
　　一组数据印证了机制落地的成效：2025年，全国法院保全执行案件达583.7万件，在2024年增长59.6%的基础上，又增长4.6%；同时，结案量同比增长9.43%，民事裁判自动履行率同比增长2.7个百分点。财产保全的“防火墙”与“催化剂”作用日益凸显，立审执协调机制的协同效应正加速释放。
　　除了加大诉前保全力度的重要抓手外，变革还沿着另外两条主线深化：一是“督促向前”，通过全面推行“执行风险提示书”，强化审判部门督促履行判决义务；二是“建议直通”，建立执行部门向审判环节反馈堵点的“微循环”，让末端的呼声直抵前端的精进。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近三年间向立审部门发送执行建议56份，从立案预审、财产保全、裁判判项等源头环节规范司法行为，从根源减少执行异议与信访诉求，最终推动执行异议案件同比下降30%，执行信访量下降34.1%。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则构建“发出建议—回函整改—效果评估”的闭环跟踪体系，针对执行信访登记、分流等堵点优化流程，把司法为民落到每一个办事细节。
　　从福建到广西再到四川，各地的探索指向同一个方向：把执行的关口向前移，让问题在源头化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的重要部署。审执分离是为了规范与制约，而审执协调，则是为了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以协调破堵点，以协同促治理——这条治理路径，正在各地生动的实践中，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成效。
　　交叉执行破局——
　　牵引整合，推动执行生态重塑
　　为什么一定要推动交叉执行？
　　“在复杂执行格局中，它是打破地域局限、整合司法资源的‘关键一招’。”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高级法官向国慧一语中的。交叉执行通过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多种方式，实现司法力量精准调配，“不仅激活制度效能，更在系统层面推动执行生态的净化与重塑”。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办理的“交叉执行第一案”，四川“蜜胺”执行案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注脚。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标的最大的知识产权执行案件，曾因设备销毁专业性强、风险高、影响企业经营与地方稳定而成为难啃的“骨头案”。
　　案件执行初期由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负责。执行过程中，经过网络查控、划拨，金钱给付义务已强制执行完毕，但判决确定的停止销售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设备及技术资料等行为义务，被执行人始终未主动履行。加之涉案设备零件精细、易燃易爆、拆除资质稀缺、需跨区域作业等多重难题，执行一度陷入僵局。此外，当事人在四川、广东两地法院另有多起关联侵权纠纷，涉案标的额巨大，相关行为义务同样未得到履行。
　　为破解困局，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牵头协调办理，统一指挥调度执行工作，并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因案件重大复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提级执行，四川、广东、山东多地法院及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多次会商。
　　2024年1月，双方最终达成执行和解。不仅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诉讼实现一揽子化解，而且当事人就涉案技术达成了后续许可使用协议。执行一个案件，保护两方企业，保障两地经济发展。曾经难以推进的“骨头案”，在交叉执行的牵引下，蝶变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成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决策部署、保障胜诉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鲜活样本。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这一部署，为破解涉企债务处置难题、提升司法效能指明了方向。
　　“在此过程中，交叉执行的引擎作用尤为显著。”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调度室主任刘永存表示，通过指令执行、提级执行等方式，交叉执行可统筹整合跨区域、跨层级执行力量，实现财产统一处置、债权清偿统一协调、破产适格主体统一甄别。
　　依托集中管辖、协同查控、财产统筹、线索共享、程序联动等举措，交叉执行能够精准清理长期搁置的终本案件，让“沉睡”的执行案件重新进入程序轨道，有力推动“终本出清”；同时还能有效打通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化的关键梗阻，切实助力“执破衔接”，促进债务集中清理与公平受偿，最终实现债务纠纷低成本、高效率、系统性、终局性化解。
　　江苏常州的一起系列案便是例证。
　　2023年9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执行案件时发现，被执行人某机械公司负债高达4000余万元，涉及53起纠纷分散于多家法院，财产被层层查封。
　　“案件散、查封乱、处置慢，是这类涉企债务纠纷的共性痛点。”常州中院执行局局长刘冰坦言。
　　针对这一情况，常州中院随即启动交叉执行，将全部案件指令至财产所在地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集中执行。
　　一纸指令，汇聚了分散的司法资源。
　　承办法官戴超第一时间梳理明晰涉案财产底数，查明涉案财产包含一处厂房、六套房产及一批权属复杂的设备。针对厂房内牵涉三家外地法院查封的机器设备，戴超主动牵头协调，联合开展现场确权，推动涉案财产整体处置，最大限度保全了资产价值。随后，涉案资产经分批公开拍卖，成功变现2065万余元。
　　然而，债务总额远超变现金额，该机械公司已资不抵债。
　　“此时，执行程序已无法解决公平清偿问题。”戴超解释道。经债权人申请后，2024年11月，案件依法被移送破产程序，执行款在破产框架下得以公平分配。
　　谈及此案的破局逻辑，刘冰总结道：“交叉执行是‘牵引力’，聚散为整、打破僵局；执破衔接是‘出口’，定分止争、实现公平。两者接力，让‘执行得了’不再停留于一案一事，而是走向涉企债务的系统性化解。”
　　从江苏放眼全国，2025年，人民法院重点聚焦人民群众关注的“骨头案”“信访案”“疑难案”“长期未结案”，全年累计开展交叉执行26.83万件，其中10.48万件取得实质进展或彻底化解，执行到位金额达845.56亿元。
　　刚柔并济——
　　信用善治与协同查控双线发力
　　今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迎两会·守公正·启新程”首场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注意到一组数据：2024年，失信名单人数实现十年来首次下降；2025年，再次下降。
　　记者的提问很直接：这是否意味着执行强制力弱化了？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回应是：“这是一个积极的、期待中的变化，是人民法院严格区分‘拒不履行’的失信与‘无力履行’的失能的结果。”现在，人民法院已经从源头、入口、出口、分级分类惩戒四个维度分类施策：
　　——加强源头治理，做实立审执联动、诉前保全，督促主动履行；
　　——严控滥用入口，为“诚实而不幸”者松绑——2025年执行案件量同比增长15.43%，新纳入名单人数逆势减少11.7万人次；
　　——畅通名单出口，对主动履行的债务人及时修复信用，形成“惩戒—履行—修复”的良性循环；
　　——分级分类惩戒，对一时困难但有偿债意愿、也有偿债潜力的债务人给予宽限期，以措施之“缓”换发展之“进”、债权人之“得”。
　　“衡量执行工作的标准，不是看失信名单上有多少名字，而是有多少真金白银装进胜诉当事人的口袋，有多少债务人东山再起，重获了发展机会，有没有涵养出履约践诺、重信守诺的文明风尚。”
　　在福建安溪，当地法院启动灵活执行与信用修复机制，帮助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重获融资能力，5800万元工程款案件妥善执结，企业活了，债权人也拿到了钱。
　　而在江苏溧阳，狄某某向陈某借款12.5万元后一直拖欠不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竟以患癌为由骗取解除限制。病情稳定后，他没有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反而多次前往香港、澳门等地消费、赌博。法院接到举报后与机场公安联动布控，搜出名牌烟酒、现金及百万元流水铁证。虽然最终狄某某被迫还钱，但因恶意规避执行，被移送刑事追责。
　　一“护”一“打”之间，执行的温度与力度，各彰其效。
　　失信名单人数连续两年下降，但打击拒执的利剑始终高悬。202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数据显示，2025年，累计有1865.18万名被执行人迫于失信惩戒压力主动履行义务。
　　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关注：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信用修复人次连续7个季度超过新纳入失信名单人次。
　　一升一降之间，执行的刚性与柔性，并行不悖。
　　信用善治筑牢执行根基，财产查控则打通权益兑现“最后一公里”。这条战线上，查人找物、财产兑现的攻坚行动从未停歇……
　　党的二十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等十余家单位强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推动“查人找物”取得17项突破性进展。
　　这是一张越织越密的网。但治理的智慧不止于此。如何以社会协同之力，织密执行查控之网，让隐匿的财产线索无处遁形？
　　北京的探索提供了一个观察切口。
　　202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推动全市22家中基层法院设立财产线索接转中心。当事人或案外人发现任何财产线索，只需一通电话、一封邮件、一次窗口递交，中心即统一登记、受理、移交、督办，条条有登记、件件有回复。
　　“有线索，请交给我！”乘着执行财产线索接转中心的“东风”，北京法院的执行工作开启“加速度”。
　　2025年，北京法院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接收财产线索共计14696件，同比上升15.8%，通过核实财产线索控制财产6492件，同比上升38.2%，根据查实的财产线索促成执行到位金额达8.7亿元。
　　规范立本——
　　以程序正义驱动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再也不上访了。”
　　听证结束，林旭祥（化名）只说了这一句话。
　　在场执行法官悬了多年的心，终于落下。
　　此前数年，因一起执行案件，林旭祥辗转多个部门，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他在信中质疑江苏某法院执行依据不明、部分物品处置不清，认为自己的财产权益严重受损。
　　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指导下，当地法院组织公开听证，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界代表到场见证。当天，公证人员搬出当年的执行物品清单，调取保存完好的现场录像，向林旭祥逐一解释每一件物品的去向、每一次操作的依据。
　　林旭祥从头听到尾，心结最终解开。那些“依据不明”“处置不清”的疑问，在清单和录像面前，一一有了答案。
　　“他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讲理、能看见理的地方。”一位参与听证的法官说，“公开听证，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2024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涉执信访终结案件听证规则，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信访法治化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此类案件的办理规则，强化信访终结程序的公开、公正，依法保障信访人的各项权利。
　　2024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在全省法院开展执行案件听证的工作指南》，将听证程序、范围、效力逐一规范，以公开促公正，让异议在程序内消解。
　　2025年，全国法院执行复议案件、监督案件、协调案件分别下降4.91%、52.93%、73.81%。
　　数字回落的背后，是执行规范化建设的步步深入，是以程序正义驱动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今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大厅。
　　屏幕上，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宗艳正在汇报辖区执行数据。
　　另一头，正在指挥中心负责值守调度的专班同志实时调取指标曲线，并关切地问：“最近执行工作态势如何？有什么困难？有没有异常数据？”
　　这样的视频会议只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的一个缩影。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是其中关键一环。行动方案印发后，推进季度全国调度会与区域、专项、专案调度，全年指挥中心调度地方337次。
　　三年行动的目标，是把执行全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管细、管实。专项行动聚焦立结案、财产查控与处置、案款管理、现场执行、终本管理等27个关键节点，逐一规范、系统提升。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案款专项清理整顿活动，印发《关于建立“案”“款”“发”分离、部门协同、分级审批执行案款管理机制的意见》等文件，对发现的问题和漏洞立行立改，扎牢案款管理制度篱笆。
　　案款清朗，只是三年行动的一个切面。一场更深层次的制度突破，也在悄然推进。
　　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集结全国执行专家力量，调研起草170多条执行规范条款。
　　“这些条款不只回应解决‘执行难’新模式下的交叉执行回转、审执协调、终本出清、失信与失能区分等制度难点，也直面一线法官的高频困惑——超标的查封怎么认定？‘凶宅’拍卖信息如何披露？企业基本账户、虚拟货币乃至人身保护令，执行尺度如何拿捏？”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黄文俊表示，共识正在凝聚。这些规定将填补执行规范化建设中的制度空白，也为实践创新铺下基石。“
　　基石之上，更离不开全国法院11万名执行干警日复一日的跋涉。”采访中，黄文俊翻开了他的笔记本。十余张表格渐次铺展——从执行收案量、完毕率，到到位金额、终本率、平均结案时间……近十年数据，在纸页间蜿蜒成一条曲线。他时常翻看，在时间的坐标里，校准前行的方向。
　　2025年，人民法院着力破解“执行不能”案件僵局，推动市场资源有效释放。全年共有序出清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终本案件296.59万件。
　　同时，终本案件库中仍有不少积案，且多是历经多年、难啃的“骨头案”。目前，全国法院正坚持分类施策、标本兼治，通过“执破衔接”疏通退出渠道，依托“回头看”机制动态核查财产线索，以制度化、常态化手段，对终本案件库进行系统清理与精准管控。
　　十年爬坡过坎，十年砥砺前行。
　　从个案公正到制度赋能，从权益兑现到治理升级，“执行得了”背后，是执行体制在顶压前行中的升级迭代，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的铿锵足音。

　　而这，正是执行之力，亦是治理之道。（记者 郭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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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通常被称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它是指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依法付诸实现的活动。
　　近年来，全国法院执行条线积极探索执行规律，逐渐形成以交叉执行为牵引，立审执协调、终本出清、失信惩戒分级分类、队伍建设协同支撑的总体解决“执行难”新模式。
　　2025年，在执行案件量同比增长15.43%的背景下，全国法院执行完毕率达39.29%，执行到位率达50.59%，两项核心指标保持高位运行。全年执行到位金额约2.2万亿元，让更多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益”变成了“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