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贸港潮涌，治理向新而行。
　　海南作为开放前沿，百万“候鸟”南来避寒，既为当地注入活力，也催生了物业、邻里等纠纷的“季节性潮汐”；法院“人案矛盾”的现实压力持续凸显，如何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南海之滨落地生根，真正实现矛盾源头化解、基层善治增效？
　　面对这一治理考题，海南法院以党建为引领，给出了创新解法：精准挖掘退休法官、检察官等“候鸟”专业人才，通过“法院﹢”协同织网、人案精准匹配、激励机制赋能，把“银发人才”的经验知识转化为解纷动能，让乡音乡情成为化解纠纷的暖心纽带，让专业力量为法院减负、为治理添力。

　　今日，人民法院报推出深度报道，讲述“银发筑巢人”的一线故事，看这群跨越山海的追暖者，如何以初心守公平、以余热暖民心，在自贸港绘就基层治理的和谐新卷。

　　身形挺拔，目光炯炯，一口地道的东北腔，透着一股子干练与热忱。
　　1月27日，在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白马井中心人民法庭“候鸟”特邀调解员工作室，记者见到了66岁的李佩然。
　　彼时，他刚调解完一起建筑工程劳务费欠款纠纷。“春节前当事人能拿到首笔还款，安心过年，我也踏实。”李佩然笑着说。
　　“老法官，快过来传传经！”同屋“候鸟”调解员的招呼，让这间工作室满是暖意。
　　李佩然，退休前是吉林省长岭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司法经验丰富。2023年冬天，这位从东北南下的“候鸟”老人落脚白马井镇，便找到了“候鸟”调解员这份新职。仅2024年第一季度，他便接手纠纷案件110件，调解成功67件，涉案标的额近300万元。
　　“老本行，新战场。”李佩然概括道，从北国山水到南海之滨，改变的是经纬度，不变的是那份定分止争的初心。
　　风起潮涌，海南自贸港建设正酣。一群如李佩然一般的“候鸟”人才正跨越山海，来到儋州、乐东、万宁、澄迈等地，汇聚成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中一股独特而可靠的力量。
　　从追暖而来的“栖息者”，到第二故乡的“筑巢人”，海浪声声里，这场角色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故事，就从儋州这片热土说起。
　　破题——
　　党建领航，共筑一场关于“家园感”的双向奔赴
　　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以其热带海岛的生态之美与开放前沿的发展活力，吸引人们前来旅居、逐梦。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冬季涌入的“候鸟”群体超百万。
　　这一群体带来了蓬勃消费与多元活力，也伴生了物业、邻里、买卖合同等纠纷的“季节性潮汐”——类型多、增长快、化解难，成为基层治理的新考题。
　　以儋州法院为例，2023年至2025年，该院年均受理案件约2.2万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白马井法庭辖区涵盖海花岛等大型旅居社区，案件量增长尤为显著。该法庭员额法官仅5人，2023年至2025年人均办案量却高达500余件。
　　“我们发现，每年冬季涌入的‘候鸟’人群中，不乏退休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等法律专业人才，他们有时间、有经验、有热情。”白马井镇党委组织委员刘丽在采访中表示，“‘候鸟’群体中蕴藏着大量专业人才，关键是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融入进来。”
　　“能否将‘候鸟’群体带来的治理挑战，转化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宝贵机遇？”这一思考，成为儋州破题的起点。
　　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中，唯有走本土化创新之路才能落地见效，而党建引领，正是解开这道治理难题的“定盘星”。
　　在儋州市委统筹下，儋州法院率先行动，主动融入区域党建格局，与滨海新区“候鸟”人才工作站深度协作，构建“党建联建、人才联育、纠纷联调”的工作格局。
　　2023年10月，海南省首家“候鸟”调解员工作站在白马井法庭挂牌成立。通过“政府推荐﹢个人自荐﹢定向邀约”机制，精准吸纳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金融专家、教育工作者等21名“候鸟”人才，组建起一支政治过硬、经验丰富、热心公益的银发调解队伍。
　　“我退休前在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工作，来到海南本想安享晚年，没想到还能继续发挥余热。”来自东北的“候鸟”调解员高新利笑着说，“在法庭的支持下，我们参与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中，用专业知识为大家排忧解难，这比闲居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儋州法院副院长郭龙滨坦言：“‘候鸟’人才懂法律、有阅历、善沟通，更容易与同为‘候鸟’的群众产生共鸣。党建引领把这支队伍凝聚起来、使用起来，既缓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也让退休人才实现了价值再创造——这就是一场关于‘家园感’的双向奔赴。”
　　据统计，白马井法庭“候鸟”调解员工作站成立至今，已累计调解纠纷2900余件，成功率达70%。
　　走出儋州，海南多地法院也在党建引领下，纷纷探索“候鸟”人才的挖掘与使用……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九所人民法庭负责人许莹莹在办案中发现，辖区内不少老年旅居群众来自全国各地，生活习惯、语言表达各不相同。在纠纷调处过程中，若能由背景相近、语言相通的调解员介入，依靠乡音乡情与共通的生活感受，更容易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实现顺畅沟通，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2025年11月，九所法庭“候鸟调解工作室”应运而生。
　　万宁市人民法院则建立起一套“一线发掘﹢规范对接﹢线上支持”的召集体系。法官在办案中留意到具备专业背景的“候鸟”人才，便由该院政治部主动联络，说明调解机制与支持政策，在对方明确表达参与意愿后，经党组审议后按专长分派至相应岗位，实现“人岗相适”，并通过法院调解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澄迈县人民法院出台《银发智库管理办法》，以制度形式畅通“候鸟”人才参与调解的渠道，推动优质资源有序融入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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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幅“银发助治理、候鸟化纠纷”的生动画卷，正在海南徐徐铺展。
　　协同——
　　“法院﹢”织网，让“候鸟”力量嵌入基层治理末梢
　　如何将“候鸟”调解力量精准嵌入基层治理网格？
　　海南法院以“法院﹢”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作答——推动专业调解力量下沉网格，构建“专业调解﹢行政协调﹢群众自治”的闭环体系，让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在萌芽。
　　在白马井镇，“六方自治”成为生动实践。六个“候鸟”型小区由党支部书记牵头，联动“候鸟”调解员、物业方代表、党员代表、业主代表、楼栋长，搭建起常态化议事平台，专门化解小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
　　迟凤林，便是“六方自治”队伍中的一员。他既是白马井法庭“候鸟”调解员工作站的调解员，也是白马井镇重庆城小区党支部书记。退休前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他，深谙以理服人、以情化人的工作方法。
　　“都是老姐妹，一个拥抱的力道没掌握好，哪至于对簿公堂？”1月6日是重庆城小区的业主接待日，迟凤林像往常一样在议事点值守，两位情绪激动的老姐妹找上门来。原来，两人久别重逢时因拥抱用力导致一方受伤，感情也因此生了嫌隙。
　　迟凤林没有急于评判对错，而是引导她们回忆往日情谊：“咱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儿，不就像一家人吗？”他耐心说理、细致算账，给足双方冷静时间。半个月后，二人握手言和，一份4000元的赔偿协议让姐妹情谊重归于好。
　　“这样的纠纷若全部涌入法庭，不仅耗时耗力，更伤邻里和气。”白马井法庭庭长赵刚感慨，“‘六方自治’把‘候鸟’调解员的力量嵌进网格，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也为法院减了负。”
　　面对更复杂的跨部门纠纷，“候鸟”调解员的协调联动作用也进一步凸显。
　　2025年，白马井镇辖区某小区物业公司因物业费纠纷诉至儋州法院，案件被分到了高新利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高新利联合儋州市价格认证中心主任苏敏，以“调研论证﹢专业评估﹢多方协商”的模式推进调解，最终促成物业公司将物业费下调0.8元/平方米，与438户“候鸟”业主达成和解，物业公司最终撤诉。
　　这次跨部门协作，也让苏敏和高新利真切感受到了协同发力的力量。
　　“前期我们做了多方调研论证，发现这个小区的物业费确实偏高，存在不合理的水分。”苏敏说道。
　　“价格有依据、调解才能有保障。”高新利坦言，“调解不能只偏向一方，既要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也要兼顾物业公司的正常经营，关键是找准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在乐东法院九所法庭，依托“镜湖法堂”这个党建品牌，“候鸟”力量与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深度融合。
　　“‘镜湖法堂’是连接法庭、社区与‘候鸟’群体的实体平台。”乐东法院副院长潘海介绍，通过微课堂、座谈会等形式，法庭党员骨干与“候鸟”调解员、社区干部坐到一起，梳理“候鸟”人群常见的法律难题，定期进驻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把法治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社区治理更有章法。
　　小区业主高阿姨对此深有体会：“‘候鸟’调解员懂‘候鸟’人的顾虑，说话在理，还能帮着我们和物业、社区人员沟通。很多事不用上法庭，心平气和就解决了。”
　　从邻里小事到涉众纠纷，从小区议事到跨部门联动，“法院﹢”模式正让“候鸟”调解员成为基层治理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稳定节点。
　　赋能——
　　各展所长，“候鸟”调解员助力治理增效
　　“我们就是想，能不能用‘魔法打败魔法’？”许莹莹谈起聘用“候鸟”调解员的初衷时，眼里带着亮光。
　　乡音入耳，信任生根。天然的亲近感，正是“候鸟”调解员拥有的独特“魔法”，也是他们拉近当事人心理距离、融入多元解纷工作最直观的优势。
　　为了让这份“魔法”精准发力，乐东法院通过实施精准化、类型化的调解机制，对案件精准分流，由“候鸟”调解室主任结合纠纷性质初筛后，指派特定调解员承办。
　　“‘候鸟’调解员可以采用‘固定场所﹢流动站点’‘线上调解﹢线下调解’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让矛盾化解更高效。”许莹莹介绍。
　　九所法庭里，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郑连臣、杨春芝夫妻都是“候鸟”调解员。退休前，杨春芝是深耕民事审判多年的法官，郑连臣则是扎根基层的老民警，专业积淀加上多年的夫妻默契，让他们成了化解“候鸟”人群纠纷的一把好手。
　　不久前，他们刚化解了一起典型的“候鸟”邻里漏水纠纷——
　　2025年10月，楼下的业主老张得知自己海南的房子遭遇严重漏水，导致墙面、家具、床品等多处受损，便专程从北京赶回处理。楼上业主、来自吉林长春的老李则认为，责任在于开发商和物业，拒绝赔偿。双方争执不下、僵持无果，最终诉至法院。
　　“接到案件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勘验。”杨春芝回忆说。
　　夫妻俩一柔一刚、循循善诱，经过六轮耐心细致的“背靠背”“面对面”调解，双方的态度逐渐从对立转向理解。最终，老李认识到自身责任，同意给予合理赔偿，双方握手言和。
　　“没想到身处异乡，还能有人真心为我们解决问题。”纠纷化解后，老张拉着杨春芝的胳膊，眼里泛起泪光。
　　“退休前，法槌一敲，我心中自有决断。现在做调解员，要把心里的秤藏起来，帮助双方找到能接受的平衡点。”杨春芝说。
　　“候鸟”调解员的“魔法”，远不止于群体认同。每一位“候鸟”调解员的背后，都藏着独有的专业积淀和性格优势，海南各地法院的实践，让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各展所长、各尽其能。
　　在儋州，白马井法庭的“候鸟”调解员时华和王宇便是如此。
　　时华退休前在山东某保险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耐心，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方面颇有专长。
　　“让双方把委屈都说出来，情绪平复了，道理才听得进去。”时华告诉记者，秉持着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2025年以来，她参与调解的案件成功率超过80%。
　　“每一起纠纷的背景都不一样，没有万能模板，得因案施策。”法庭的另一边，军转干部王宇则将部队里练就的沉稳与严谨优势融入调解。他不仅化解了多起劳资、租赁纠纷，更“向前一步”指导当事人如何完善合同、留存证据，从源头规避风险。
　　在澄迈，“候鸟”调解员的价值，还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向更广阔的层面延伸。
　　2025年11月，澄迈法院研究制定《银发智库管理办法》，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法官、专家学者组成“银发智库”解纷队伍。这其中，就包括老城人民法庭的“候鸟”调解员老孙——孙德啟。
　　老孙退休前曾是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他的调解之道，朴实而深刻：“要想知道怎么调，就得知道怎么判。”
　　曾在一起劳务合同纠纷中接受过老孙调解的当事人宋先生告诉记者：“孙法官从山东来，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儒雅气’，更善于以情说理，让人容易听进去。”
　　老孙浸润着儒家“仁和”思想的调解方式，与海南本地直率坦诚的民风形成有益互补，往往能“四两拨千斤”，实现“心悦诚服”的化解效果。
　　三年来，老孙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与审判经验，已成功调解交通事故、劳务合同、民间借贷等纠纷180余起，在他手中，约七成的案件能当场达成调解协议。
　　事实上，在老城法庭，“银发智库”成员的角色早已超越个案调解。老城法庭庭长夏琳介绍，像老孙一样的“银发力量”，还是老城法庭的“专业智囊团”，他们会“定期和法官一同深入企业开展普法咨询，还能为辖区营商政策制定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将丰富经验注入自贸港建设的一线实践”。
　　回看九所法庭“候鸟”调解室的墙上的标语“异乡非异客，调解化千结”，在海南各地都有着生动的注脚。
　　这些从五湖四海汇聚琼岛的“银发力量”，以专业为桥、以温情为媒，将独特“魔法”化作涓涓细流，悄然汇入海南社会治理的广阔江河之中。
　　保障——
　　关怀﹢激励，让“候鸟”人才队伍行稳致远
　　白马井法庭的“候鸟”调解员工作站里，“候鸟”调解员桌面上与众不同的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吸引了记者注意。
　　它们并非常见的标准印刷版，而是法庭特意采用三号字、A4纸印制的“适老版”。
　　“退休的老同志视力难免下降，做成大字版，他们翻起来轻松，用起来也方便。”赵刚解释道。
　　这份藏在书页里的用心，正是海南法院为“候鸟”调解员搭建全方位保障体系的缩影。
　　“你看，电话、电脑、打印机都配齐了，这花儿是我自己摆的。”杨春芝笑着向记者介绍，窗明几净的办公空间里，处处透着家一般的温馨。
　　为“候鸟”调解员配备齐全的办公设施、提供固定且便利的工作环境，在儋州、万宁、乐东、澄迈等海南各地法院已是常态。
　　万宁法院副院长蔡良格告诉记者，该院还为“候鸟”调解员配备了便携式办公设备与移动网络终端，既能适应他们灵活的工作节奏，也能让调解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实现纠纷就近化解。
　　此外，为破解“候鸟”调解员在电子化操作、本地语言沟通上的难题，多地法院还为其配备了书记员或助理，让“银发力量”能更专注于沟通与调解本身，形成“经验﹢活力”的高效协作。
　　“书记员可能给我使上劲儿了！”万宁法院“候鸟”调解员、拥有三十余年审判执行工作经验的内蒙古退休法官赵振峰深有感触地说，“我打字、操作电脑速度比较慢，书记员能提前帮我把材料整理妥当，协助我操作平台、制作文书，和本地当事人沟通时还能搭把手做‘翻译’。有她在，我心里特别踏实。”
　　面对不断更新的法律知识和日益复杂的纠纷类型，海南各地法院也多措并举，为提升“候鸟”调解员专业能力“续航充电”。
　　儋州法院推行“法官带教﹢骨干帮带”机制，助力调解员快速适应岗位需求，熟练掌握调解技巧；
　　乐东法院通过“镜湖法堂”微课堂，每月围绕典型案例梳理法律关系，向调解员传授调解经验；
　　万宁法院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先、贴合实际”的原则，开展常态化培训，紧扣辖区纠纷特点，将党建创新理论、最新法律法规、自贸港政策举措等内容纳入培训范畴，确保调解员的专业知识紧跟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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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能力有提升，干事创业更要有动力。在激励机制上，法院同样用心施策——
　　明确调解案件补贴规范，采用“案件补贴﹢绩效奖励”的复合补助模式，既保障调解员的基础劳动回报，又严格落实“多劳多得”原则，激发“候鸟”调解员的工作热情与内生动力；
　　对解纷工作表现突出的“候鸟”调解员，给予内部表彰，将优秀调解案例纳入法院宣传素材库，进一步增强“候鸟”调解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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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激励与精神赋能双向发力，让“候鸟”调解员的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被尊重。
　　“法院待我们这么用心，我早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分子。”赵振峰的话语里透着暖意，“我不止一次和大家说，但凡还有其他我能搭把手的，尽管开口。我打心底里愿意，乐在其中！”
　　在关怀与激励并重的保障机制下，一众“候鸟”人才得以在这片热土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真正扎下根来。
　　谈起海南法院创新引入退休“候鸟”人才参与多元解纷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少玉由衷赞许。她表示，这一举措“不仅搭建起新老居民融合的纽带，更让德高望重的‘候鸟’调解员成为连接本地与外来群体的特殊桥梁，有效促进社区共识，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这既是一场‘积极老龄化’与‘银发人才再利用’的生动实践，更通过制度设计，将‘候鸟’群体带来的治理挑战转化为宝贵治理资源，为全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盘活银发人力资源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智慧。”吴少玉进一步指出。
　　当然，探索仍在路上。如何让“候鸟”人才的选育用留更规范持续？如何将分散的“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制度成果”？如何扩大专业领域，吸引医疗、知识产权等更多领域的“候鸟”专家参与？
　　这些都是待答的考题。
　　夕阳西下，李佩然合上案卷，走向不远处的椰林。一群海鸟掠过海面，飞向栖息的岛屿。
　　郑连臣、杨春芝结束一天的调解工作，走向小区广场。他们和“候鸟”老人们齐声唱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声裹着椰风，漫过湿润的空气。
　　当一群充满智慧与热情的“候鸟”人，将天涯海角视为第二故乡，并愿为之倾注心血时，他们筑就的，已不仅是冬日避寒的暖巢，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一个坚固、温暖且充满活力的“新巢”。

　　海风轻拂，潮声悠悠。这些“银发筑巢人”的故事，恰似石子投湖，漾开的涟漪层层漫延，悄然重塑着这片热土的治理图景；又如春风化雨，于潮起潮落间，织就民生安宁的美好画卷。（记者 郭致杰 见习记者 肖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