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声音】

　　重庆的谢阿姨于1995年和外资公司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分期付款25年，款清过户。按约缴费17年，却因2012年外资公司撤离，缴费中断，房产证直至谢阿姨离世也未能拿到。这份期盼，落在了儿子陆某肩上，他就想为母亲等一个答案：这本证，还能拿到吗？

　　“这是替我已故的母亲送的，谢谢您，了却了她最大的心愿！”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里，陆某抓着法官李勇的手，眼圈泛红。他身后，还有10余人捧着14面红底金字锦旗。
　　事情得从2013年说起。
　　那年，谢阿姨去世，在整理遗物时，陆某发现一份泛黄的租约和一张张颜色深浅不一的缴费凭证。原来，这是1995年沙坪坝首个拆迁安置项目——外资公司投资旧城改造的相关凭证。
　　在这一项目中，百余户居民签下协议，迁入新居。谢阿姨便是其中之一，因无力一次性付清面积差价，便按约定分期缴纳。
　　2012年，外资公司因战略改变撤离中国，国内办事机构解散，未收房款无人接手，缴费渠道中断。房产证，自此成了“悬案”。
　　和陆家情况一样的，还有63户人家，百余口人的心结，牵动了两代人。他们为此四处奔走，找政府、跑信访、问政策……
　　但因年代久远，牵涉主体变迁，证件材料不齐，尤其是当初那家外资公司早已人去楼空、无从追溯，希望，在一次次奔波中，越来越渺茫。
　　2023年11月，材料相对齐全的陆某作为首案原告率先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由李勇承办，卷宗堆叠盈尺，他逐页翻阅那些已然泛黄的纸页，手指不时在陈年字迹间停留。
　　首例安置项目，无经验可循，无模板可依，资料残缺不全，手续零落散乱。为此，李勇辗转联系上国内关联公司，几经周折，终于拨通远在国外的外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电话。
　　远洋电话里，李勇讲述了住户们多年的波折与期盼，最终说动王某配合法院工作。
　　接下来，查档案、核旧规、阅新规、对图纸……李勇与同事们将零星材料重新串联，在无数深夜的灯光下，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证据链。
　　曙光初现，难题却接踵而至：当年协议价与如今市场价存在较大差距，房企主张按现市场价结算，住户则手握当年协议，坚持旧标准。税费本应由房企承担，但流程复杂、周期漫长……
　　在案件讨论会上，沙坪坝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国光语气坚定：“这关乎几十户人的期盼，我们要在法律框架内，依靠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多跨协同，联动协调，找到一条能让双方都往前走、最终能让老百姓拿到证的路。”
　　这一定调为后续工作点出思路。
　　李勇细致地为双方分析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逐步拉近双方预期。住户们态度明确：要尽快拿证，不愿再等外资公司冗长的缴税流程。
　　法院随即联合税务、信访等部门多次会商，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争取最优惠的计税标准。最终，一个兼顾各方利益且均能接受的方案落地：安置面积内按原协议价，超出面积价格仅适当上浮，税费由住户承担。
　　2024年12月31日，首案判决落槌。
　　不久，案涉房屋顺利办理了过户手续。2025年8月，其余63户参照首案模式，陆续提起诉讼。沙坪坝区法院开启绿色通道，在办案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抽调13名资深法官和6名法官助理，组成4个办案团队。
　　2025年12月，案件集中宣判并生效，双方对判决结果均表认可，主动要求法院尽快履行。30年的产权长跑，终于画上句号。
　　送锦旗那天，他们还参观了法院，李国光笑着对大家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的职责就是保障老百姓‘小家’热气腾腾，护航国家‘大家’蒸蒸日上。”
　　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沙坪坝区法院以该系列案件的成功化解为契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个案办理﹢类案处理﹢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疑难复杂群体性纠纷联动化解体系。
　　“这不仅解决久拖未决的房产证问题，更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司法方案’，切实将司法为民书写在人民群众的心上。”李勇说。（记者 刘洋 通讯员 秦瑶 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