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能跟行政机关重新协商解决问题，这方式真好，值得多多推广！”近日，广东省惠州市某园林公司负责人向博罗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时，连连称赞。
　　今年1月，该公司与某街道办签订河道保洁服务合同，项目完成后，双方就付款条件产生分歧，公司遂将某街道办诉至法院。审理中，法官发现该公司与辖区内多个街道办存在同类诉讼，认为本案具有示范意义。开庭后，法官锁定争议焦点，认为双方有再行协商的空间。
　　于是，法官在宣判前向某街道办发出《调解建议函》，建议其与某园林公司重新商定调解方案。收函后，某街道办主动与某园林公司协商，双方握手言和，某园林公司申请撤诉。
　　惠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伴随城市更新、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入推进，行政争议随之增多。作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博罗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一些案件虽依法裁判，但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案结事不了”问题频发。究其根源，是由于行政机关缺乏主动和解动力。
　　去年底，惠州市出台《关于加强行政行为自我纠正的实施意见》，要求行政机关开展自我纠正违法行为工作。博罗法院以此为契机，推出“两函三书”机制，即调解建议函、行政机关败诉风险提示函、判后履行告知书、司法建议书、行政审判白皮书，对尚有协商余地的案件发出调解建议函，在判前为双方创造和解契机；对行政行为存在明显瑕疵的案件，则发出败诉风险提示函，以预警促行政机关自纠。
　　判前“两函”重在前移化解端口，判后“三书”则着力于将司法监督转化为规范执法的内驱力。针对行政机关败诉的涉民生案件，博罗法院随判决一并发送判后履行告知书，释明拒不履行风险，促推行政机关尽快纠正；2021年以来向行政机关等单位发出司法建议55份，推动从个案审理走向系统治理；每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供行政机关对照优化，规范执法水平。
　　据统计，该机制推行以来，博罗法院共发出调解建议函、行政机关败诉风险提示函19份，其中成功调撤案件9件。去年以来，博罗法院成功调撤行政诉讼案件404件，促成826件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申请人撤回申请。（记者 姚瀚 吁青 通讯员 陈育敏 黄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