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索法官”

　　在重庆奉节，群山如屏，沟壑纵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奉节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背着国徽、拎着卷宗，借助九盘河上的溜索悬空过河，把巡回法庭背进农家院坝、山间河畔。2015年，一张溜索过河办案的照片传遍网络，“溜索法官”被更多人熟知。他们就地化解家事、邻里、涉农纠纷，让山区群众免去长途奔波之苦。如今，5G车载法庭已开进偏远村寨，溜索虽渐退日常，精神却从未褪色。2024年，溜索原址建成研学基地，传承法治初心。一代代法官扎根深山，翻江越岭，用奔波连通民心，书写着法暖山乡的为民答卷。

　　渝东北奉节县群山连绵，这里有不少群众都听说过“溜索法官”的故事。
　　早年间，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的法官背着国徽，靠溜索渡河，用脚步守护乡土安宁。如今通村道路早已修通，但法庭干警“不等群众上门、主动下沉办案”的初心始终没变。
　　这些年，法庭在各村设“溜索法官工作站”，将司法服务送到家门口。兴隆法庭庭长费明军常说：“我们办的不是大案要案，但每一件都是老百姓天大的事。宁可法官多跑路，不让群众多跑腿。”
　　2024年，一起群体纠纷的妥善化解，正是“溜索法官”们把国徽背进村里、把法庭开在院坝的真实写照。
　　这年5月，石坂村的贝母进入采收季。这味药材采挖期仅十来天，挖晚了表皮起皱，品相一差便不值钱。可山坡上却不见人影——27户村民正忙着开三轮车去堵村中专业合作社的仓库大门，他们要用这种方式算“旧账”。
　　原来早在2017年，这家合作社承租27户村民土地种贝母、独活等高山药材，想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然而药材市场波动大，合作社经营一直亏损，2018年起应付村民的土地租金便再未兑现。2021年，村民收回土地自己种植，4年里，他们找过村委会、乡政府，想要回租金，然而轮轮调解，次次落空。
　　于是，便有了先前“堵门”的这一幕。
　　费明军接到“溜索法官工作站”驻站调解员的紧急来电后，当即带队进山处置。这时，堵门的村民早已回家，只留下一排三轮车。干警们则一户户敲开27家房门，坐在堂屋、院坝，听村民们讲7年来矛盾怎样一点点激化。随后，干警又走进合作社，仓库大门被堵、干贝母运不出、订单面临违约，负责人急得摊开账本诉说资金链吃紧，甚至赌气说“大不了我不干了”。
　　矛盾就这么拧成了死疙瘩：合作社确实经营困难，不是存心赖账；村民收回土地后种出的贝母，合作社仍按市场价帮忙收购，可租金的事一拖再拖，把这份脆弱的合作情分消磨殆尽。
　　费明军清楚，陈年纠纷若走判决，一纸文书解不了心结。基层司法不是坐堂问案，而是要把根扎进土里。
　　当晚，法庭联合乡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和网格员组成专项调处专班，驻扎村委办公室。白天他们逐块踏勘争议土地、核对流转协议，夜晚共商研判至深夜。多轮磋商，农户拍过桌子，合作社负责人红过脸，几度陷入僵局。
　　转折发生在一个下午，骤雨砸在村委会铁皮屋顶噼啪作响。村民代表提起老人看病、孩子上学的窘迫，声音哑了。合作社负责人低头摩挲着茶杯，一言不发。
　　费明军走到窗前，望着雨幕中朦胧的山坡，缓缓说道：“这场雨来得急，但总有停的时候。地里的贝母最多再撑四五天，仓库的干贝母一受潮全是烂草。咱们争了七年，争不过一场雨。”他用“一亩贝母年收益多少”“打一年官司耽误几茬采收”的大白话，算起长远账：合作社失了信任，产业寸步难行；村民逼走产业，断的是村里发展的出路。
　　雨渐小，屋里的气氛松动了。合作社负责人终于开口：“法官说得在理，我不是不想给，是以前没想通。”农户代表也冷静下来，喃喃道：“地里的贝母再不收就真烂了……”
　　傍晚，雨后初晴，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租金分期支付，第一期当晚到账。
　　仓库大门终于打开，车辆鱼贯而入抢运贝母；山坡上贝母地里热火朝天，农户们趁雨后土松抢收。一位老农户拉住费明军的手，眼圈泛红：“7年了，今晚能睡个安稳觉。”
　　这起“骨头案”的化解，是兴隆法庭“三段三案”工作法的生动实践。所谓“三段三案”，即诉前、诉中、诉后全流程覆盖——诉前联合调解员、网格员、村干部提前介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诉中精准研判、对症下药；诉后持续回访、督促履行、修复关系。

　　从溜索到云端，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初心。“溜索法官”们办的大多是赡养、欠款之类的“小案”，但正是这些在琐碎中的坚守，垒起了深山群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信任，就像夜里的灯火，温暖而持久。如今，新一代“溜索法官”们依然奔走在蜿蜒山路上，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万家安宁。（赵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