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首次执行案件收案同比增长9.9%，执行完毕率40.86%、执行到位率51.14%，仍保持较好态势；网络司法拍卖呈现结构性分化，法拍房成交额同比增长15.08%，成为拉动整体司法网拍成交额增长的核心支撑。先行调解有效分流简案，涌入执行程序的“骨头案”比例陡增，执行工作正面临一场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攻坚之变。

　　数字背后，是申请执行人对“真金白银”的迫切期盼，也是执行法官在“人案矛盾”中负重前行的现实图景。本报记者通过采访抚州、宁波、徐州、郑州四地执行一线法官，透过基层实践与数据剖析，试图还原这场变革中的司法智慧、现实困境与破局之道。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执行条线交出了一份“喜忧参半”的成绩单。

　　喜的是：保全执行案件延续增长态势，受理保全执行案件297.24万件，同比上升8.68%，“以保促执”“以保促调”成为化解纠纷、保障权益的“关键一招”；网络司法拍卖在结构分化中，法拍房作为大宗核心处置资产成交活跃，成交额同比大幅增长，成为拉动整体司法网拍成交额增长的核心支撑。

　　忧的是：案件持续增长，人案矛盾异常突出，执行完毕率40.86%、执行到位率51.14%，总体仍保持在较好水平；但两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1.13和3.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尽管法院执行部门更加努力地办案，但兑现胜诉权益的难度加大了。

　　“这并非法院执行不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是案件执行完毕率、到位率的基础。经济企稳回升期间，市场主体偿债能力尚未完全恢复，加上先行调解分流了自动履行率高的简案，剩下的案件矛盾更深、履行意愿更低。执行到位率下降，不是执行工作退步了，而是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更难执行了！”

　　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点：2026年上半年首次执行案件收案583.79万件，同比增长9.9%；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攀升至52.95%，同比上升7.37个百分点。

　　这是一场关于“权益兑现”的攻坚战。

　　那些没拿到的案款，何以解？记者深入调研，试图从上半年的数据变化中，描摹出中国法院执行工作正在经历的困境与变革。

　　判决“兑现”之前，能做些什么？

　　“老百姓打官司，最终要的是真金白银。钱没到手，感受就不好。”

　　谈及上半年执行数据“量增价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没有回避，而是向记者深入分析了案件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增案件中，大量来自传统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纠纷集中涌入。这些案件群体性特征突出，常常是‘一人多案、一企多案、行业连案’；被执行人偿债能力普遍不足。”

　　“案件不仅多，而且更难办了。”这是许多执行法官的共同感受。当越来越多的案件涌入执行程序，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在判决“兑现”之前，能做些什么？

　　在谭秋桂看来，降低申请执行率必须从民事审判和执行两端同时着手。“首先要解决的是‘服不服判’的问题。”他说，“要确保民事审判的程序和实体公正，使债务人信服裁判，而不是将对审判的不满带入执行程序。”

　　江西抚州的探索，正是顺着这个逻辑展开的。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志平介绍，2023年起，抚州中院推行执行“一体化”机制，把人员、案件、立审执衔接与外部联动统合起来。以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长桥人民法庭为例，法官在“立案端”主动告知“执行不能”风险、引导当事人申请保全；“调解端”组织人民调解员培训，督促当事人在达成协议时当场履行，今年1月至6月，该法庭通过基层联调先行调解成功26件案件；“审判端”建立审判执行双向互动制度，避免“判归判、执归执”两张皮。

　　而“执行端”的实践，更让这套机制经受住了检验。不久前，长桥法庭在办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称被执行人在乡政府有未结工程款。执行法官介入后发现，这笔工程款背后还牵扯着农民工工资问题。他们没有就案办案、简单扣划，而是主动邀请立案、审判法官联合会商，迅速启动绿色通道，实现快立、快审、快执。扣划款项时，优先保障了50余名农民工的工资。

　　“我们五十多号人，这笔钱盼了好久，没想到法院这么快就帮我们追了回来，一分不少！”一位刚收到工资的农民工代表难掩激动，“这下心里踏实了，可以安心干活了！”与此同时，法院也兼顾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次审执协同，既化解了“判执脱节”的老问题，也赢得了乡政府、挂靠公司及当事人的多方认可。

　　“‘审判端’建立双向互动，核心是让债务人在审判阶段信服裁判，减少执行对抗。”长桥法庭庭长孙智建列举了该法庭的具体举措，“我们在程序上强化释明与听证，保障债务人陈述权；实体上依托审执会商，邀请执行法官前置介入，并通过‘执行建议’提升裁判可执行性；判后由原审法官释法并执前督促履行；执行中若遇误解，便邀请原审法官参与说理。如此实现审判公正延续至执行环节，促使主动履行，从源头化解‘判执脱节’。”

　　诉讼调解中一些“重达成、轻履行”的现象，一直是执行增量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谭秋桂直言：“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各方都应恪守承诺。审判人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债务人是否有主动履行能力，防止债务人利用调解拖延诉讼，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处处长许海炜介绍，针对“调而不履”、部门协同不畅等痛点，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推出了“立执调解”新模式：案件进入执行立案环节后，第一时间送达《执前督促通知书》，同步开展财产查控与调解。短期内实现矛盾化解、义务履行完毕的，直接按执行完毕结案并核发《自动履行证明》；确实无法化解的，再转入强制执行程序。

　　截至今年6月底，象山法院已向属地综治中心移送621件案件开展执前督促，成功化解433件，执行到位金额1084.72万元。目前，这套机制已在当地政法委统筹下，全面推广至全县社会治理体系。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组建了执前化解中心，形成执前督促优先、公证辅助执行、执行管理兜底的格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李娟告诉记者，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鼓楼区法院执行完毕率同比提升9.43个百分点，首执终本率下降8.85个百分点。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文辉介绍，该院制定了《加强执行和解工作的通知》，将和解贯穿执行全过程，并配套出台《和解终结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期履行案件的结案审核，防止“和解即终结、终结即失控”。

　　地方探索各具特色，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化解矛盾的关口前移到执行立案之前，让更多纠纷止步于强制执行程序之外。

　　基于这一共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与综治等多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对存在经营风险的企业提前做好劳资纠纷隐患排查与预警；劳动部门应加强法律监督与法律援助，推动专业人士尽早介入群体性纠纷，确保矛盾化解始终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同时，从严从细落实好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从源头上提高自动履行率，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既要“查得到”，也要“盘得活”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法官们常常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被执行人或是偿债能力不足、或是财产隐匿手段层出不穷——这正是执行到位率承压的深层症结。

　　如何破局？各地正在探索不同的解法。

　　在浙江宁波，法院打通与公安机关的车辆数据，联动舟山、绍兴、无锡等地，建立起机动车跨域城乡一体化查控处置模式。以象山县为例，法院联合县委政法委、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局等单位推进车辆查控“一件事”改革，依托公共泊车平台拓展打造“执通车”数字应用，已进行车辆查解封6144余次，扣押到位车辆458余辆，车辆处置时间平均缩短两周。今年1月至6月，这款智能应用就查控机动车240辆，兑现债权677万余元。

　　在江西抚州，执行“T”模式横向集约、纵向深挖。横向优化流程，将财产处置集中专业办理；纵向改变过去线上“一查了之”的做法，建立“规范、高效、有为”的办案新模式，常态化开展线下“查人找物”，鼓励律师运用调查令深挖线索。一起“沉睡”十余年的终本案件，正是通过这种“穿透式”调查，抽丝剥茧找到隐匿财产，让胜诉权益终得兑现。

　　司法拍卖流拍，申请执行人拒绝以物抵债——查封财产就此陷入“既不能变现，也无法交付”的死循环，这也是导致执行到位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江苏徐州，一种新的尝试正在破局——执行管理人制度。

　　“对于符合流拍拒抵、不宜分割或价值倒挂等情形，法院引入第三方管理人，通过经营收益分期兑现债权。”李娟介绍，“符合启动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管理人的确定采取‘协商推荐’‘方案评选﹢随机摇号’等模式。根据资产类型，管理人可灵活采取招引盘活、接管增效、监管纾困等模式。”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的一个案子，验证了这条路的可行性。被执行人曹某良名下有一栋评估价2500余万元的商用大厦，两次司法拍卖均流拍。按照传统路径，这笔债权大概率无法兑现。法院启动执行管理人机制后，通过公开招租将大厦租赁给一家民营医院，至今已产生管理收益300万元用于偿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栋“卖不掉”的楼，不仅让债权人拿到了真金白银，还补上了当地综合医疗资源的缺口，带动了50余人就业。

　　“这笔债我们跟了好多年，楼卖不掉，还在不断折损，我们比谁都急。”作为债权人代表的银行负责人坦言，“法院推行的‘执行管理人’机制，相当于给这栋楼装上了‘造血功能’。现在每季度都有租金进账，债务在逐步化解，而且医院经营越稳健，我们的债权就越有保障。感谢法院为我们金融机构化解风险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2025年4月至今，徐州法院强制管理的财产总面积已达20万平方米，产生管理收益500余万元。

　　“执行工作必须规范文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不能出现‘违规执行一个案子，搞垮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的情况。对资金链暂时断裂但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要善用执行和解、破产重整等制度，通过和解分期履行、兼并重组、引入第三方资金等方式盘活资产；对能‘活封’的财产，尽量不‘死封’，让查封财产物尽其用。”

　　“三降一升”背后的结构之变

　　财产查到了、盘活了，最终还是要变现成当事人手中的真金白银。而变现的一个重要渠道，正是网络司法拍卖。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网络司法拍卖数据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上拍标的物62.44万件，减少8.55%，成交18.37万件，减少3.29%，整体成交率58%，下降5.18个百分点，网拍总成交额1835.79亿元，上涨13.96%——呈现“上拍量、成交量、成交率三降，成交额一升”的结构性特征。

　　其中，法拍房表现尤为突出：法拍房上拍41.41万件，增长11.64%；成交10.5万件，增长28.37%；成交额1373.82亿元，同比增长15.08%。法拍房作为大宗核心处置资产，各地持续加大盘活处置力度，叠加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回暖的趋势，法拍房成交量、成交额同步大幅上涨，成为拉动整体司法网拍成交额增长的核心支撑。

　　“这两类数据对比反映的信号是多重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当前经济结构性调整背景下，车辆、设备、股权等中小额动产、零散资产市场流通需求偏弱，竞拍热度不足，拉低整体网拍成交率；另一方面，法拍房市场活跃度提升，财产变现处置工作效能的逐步释放，正在为稳市场、促消费提供更多增长动能。”

　　作为全国网络司法拍卖的发源地，宁波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具观察价值的样本。2012年，宁波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创“法院自主、平台公开、全程在线、零佣零费”的网络司法拍卖模式。十余年后，这块金字招牌仍在被持续擦亮。

　　许海炜向记者介绍，上半年宁波法院网拍成交额32.59亿元，成交率78.96%，溢价率19.49%，主要指标持续向好。

　　成绩的背后，是宁波在财产处置上不断寻求突破的努力。

　　传统的执行联动，各部门之间往往是“各管一段”。宁波的做法是，将法院办案平台与“浙政钉”“甬薪精管”等政务系统对接，让数据在跨部门之间实现有序流通。

　　“在此基础上，宁波法院与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了‘薪金执行一件事’协作机制，将欠薪案件的执行纳入规范化流程；与商业银行探索涉企账户‘活冻结’模式，在保障债权安全的前提下维持企业账户的基本运转功能，既防止资金转移，又不阻断企业正常经营。”许海炜进一步解释，这套数字化执行联动体系，使财产查控从多部门分头跑腿、层层审批，转变为线上协同、闭环管理。

　　同时，宁波法院创新财产自行处置模式，灵活应对财产样态多元化。推行法院监管下的财产自行处置，运用分拆处置、定向招商等方式拓宽变现渠道。自2023年以来，全市法院通过自行财产处置50余件，实现资产变现超9亿元。

　　一场跨越千里的执行攻坚，让这些理念落到了实处。

　　宁波中院在执行被执行人海南某实业公司保证、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中，抵押物是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7765.3余亩林权，标的额高达16亿余元。经依法公开拍卖，一家公司以最高价竞得。然而，拍卖成交只是第一步——林地点多、面广、线长，原承租户众多，对经济补偿期望值高，异地腾退难度大，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面对困局，宁波中院积极争取当地政法委的支持，在海南当地法院的协同配合下，从全市法院抽调18名干警组成执行工作专班，多次开展实地调查与联合行动。执行干警深入林地，全面调查四至范围、经济作物生长周期和承租户诉求。根据荔枝、木瓜、龙眼、芒果等水果不同的生长周期，法院制定了“分步腾退、批次移交、分类补偿”的工作方案。既充分保护了承租户的合法权益，又为买受企业顺利接手扫清了障碍。最终，这片大宗林地顺利完成交付。

　　林地买受人海南某农业公司负责人感慨道：“我们对农业这个行业非常有信心，通过这次竞拍以司法途径盘活这些社会‘沉睡资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碎片化使用到集约化经营，这片林地在法槌起落间完成了价值的重生！”

　　“这些变化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变迁，执行工作也应作出必然的适应性调节——从单纯追求‘快结案’到更注重‘变现质量和效益’。这种精细化转变，使执行工作已从简单的实现债权转向了兼顾化解金融风险、保障基本民生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系统性工程。”许海炜说。

　　立足宁波实践，透过数据表象，一幅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图景正在浮现——

　　一方面，法拍房市场交易活跃，显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持续巩固。另一方面，中小额动产、零散资产市场流通需求偏弱的结构性问题，凸显了执行工作面临的深层挑战。

　　如何在“卖得更稳”的同时“让更多人拿到钱”？这是上半年数据向执行工作提出的新命题。

　　“法拍房成交活跃表明，财产变现处置工作的效能正在释放，我们要乘势而上，进一步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机制，持续加大不动产等大宗核心资产的盘活处置力度。同时，要高度关注中小额动产、零散资产处置偏弱的问题，探索更加灵活多元的处置方式。要持续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失能’被执行人，依法稳妥适用终本程序；对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坚决依法制裁，维护司法权威和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指出。

　　终本之后，不是终点

　　今年上半年，首执案件终本率26.14%，同比下降0.12个百分点，但现存终本案件仍有2644.19万件。

　　“终本案件不是‘一终了之’，每一件都代表着申请执行人尚未实现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终本出清工作进入深水区，存量未清、增量不减，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谭秋桂指出，现行终本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动态管理并没有‘动’”。

　　“一些案件终本后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十分难，引起当事人的不满。”谭秋桂说道。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他主张建立真正的动态管理机制，关键是配置足够的司法资源：“实现此类案件的专人、专门承办，而不是仍由原承办人承办，最终成为‘抽屉案’。”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部署开展“终本出清”专项行动，聚焦涉信访、涉民生、小标的额（5万元以下）、涉企业稳增长、涉金融等五大类案件，打出“优存量、控增量、强监管”的组合拳。

　　——优存量方面，对终本案件进行全面核查，将违规终本案件全部整改规范到位。聚焦涉民生、小标的额案件，拓展财产调查依法执结；对疑难复杂案件，由执行局局长带头交叉执行攻坚；对涉企案件，通过执破衔接推动破产出清或重整纾困。

　　——控增量方面，严格规范终本审批程序，强化上级法院评查力度，严防违规带财终本。

　　——强监管方面，建立终本案件续管机制，明确专人专岗负责日常管理，做好财产线索核查、续封续冻、信用惩戒延续等后续管理工作。

　　在地方实践中，抚州已将“终本清仓”从法院主办提升到市级层面，市委深改委将其列为重点改革项目。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自主研发终本案件“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控。郑州提出分阶段开展小标的额案件专项出清活动，以小标的额案件为切入口推动终本库案件整体实质性化解。

　　与此同时，涉执信访化解也在同步加力。全国法院推动各级法院执行局长、副局长、执行裁决机构负责人全部下沉基层一线，包案化解信访案件。高、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含副局长、执行裁决机构负责人）原则上每人每年包案不少于2件，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原则上每年包案不少于6件，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从执前督促到财产查控，从盘活资产到网络拍卖，从终本出清到信访化解，不仅是宁波、抚州、徐州、郑州等地在积极探索，全国各地区都在主动破题。

　　“数据会商是我们的‘体检单’，它让我们更精准地锁定短板。”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要以下发体检单等方式分门别类做好窗口指导，对多项指标趋劣的省份地区，要综合体检、实时监测；对单一指标严重落后的，要专科会诊；对指标在合理区间，但有下滑趋势的，做提示预警。”

　　“‘有效解决执行难’是一场持久战。”该负责人进一步指出，“它需要法院的执行力，需要社会诚信的持续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

　　诚然，对于众多申请执行人而言，每一笔执行到位的案款，都是他们等来的“真金白银”，是公平正义最真实的模样。

　　（记者 郭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