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钱塘潮起，数字奔涌。在浙江杭州，活跃的平台经济托举起万千创业梦想，也衍生出全新的治理挑战。近年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持续深化制度创新，以司法担当推动平台经济在正确轨道上发展，优化互联网法治化营商环境，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讲堂”分享风险预警与实质化解建议、法治画像、基层立法联系等行政审判八项机制，获评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等，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

　　立秋前日，暑气犹盛。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一行前往电商平台企业园区开展调研走访。

　　“感谢法院划清正当维权与牟利式索赔的边界，依法规制非正常投诉举报，让平台及入驻商家能够安心经营。”一家电商平台企业法务部高级经理余杨感慨道。

　　余杨的话还未落音，杭州中院行政庭副庭长王银江心中已浮起一个名字——李明。

　　过去五年，李明反复购买筷子、锡纸盒、饭勺、水杯等低价日用品，发起投诉举报高达8200余次，提起复议诉讼280余起。

　　“隔三差五来个举报，这生意怎么做？”被李明举报过的商户杨晓说道。2024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李明举报，称杨晓在网店所售的纸袋可能影响身体健康。

　　像李明这样的投诉举报人，王银江并不陌生。“同一人同一时段提起数十起复议和诉讼，目标多为低价日用品。投诉话术雷同，举报后就要赔偿和奖励，仿佛批量作业。不少中小商户不胜其扰，常以赔付换‘清净’。”

　　事实上，早在2022年6月，杭州中院推动建立滥诉甄别机制，并于2024年1月在余杭区试点涉平台经济非正常投诉举报人滥诉认定。

　　“除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外，对李明的投诉、复议不予受理，对其诉讼材料不予接收。”2025年4月，余杭区人民法院在杭州中院行政庭的指导下，联合区检察院、司法局、市场监管局会商后明确规制路径。杨晓等小微电商商户终得安心经营。

　　“涉非正常投诉举报诉讼案件仍然频发，看来光是滥诉认定还远远不够。”2025年7月，王银江在杭州中院行政庭每季度制作的“涉诉数据画像”中发现了问题。

　　王银江当即联系市监部门，了解到2025年上半年，杭州全市涉网络消费投诉举报超50万件，近九成指向重点平台企业。

　　“这类案件并不复杂，但如果‘就案办案’，不搞清楚背后的隐情，最后损害的是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信心。”王银江决定再延伸一步，“投诉举报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的审查结论要经过充分调研，有据有度，得经得起检验。”

　　由此，王银江带领团队查数据、跑企业、开座谈，开展专项调研。结论显示，在2025年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投诉举报中，具备明显权利滥用行为特征的仅占比0.1%，但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提起的复议诉讼案件数占比高达80%，其中绝大部分案件不符合复议、诉讼受理条件，空耗行政执法、司法资源。

　　“行政机关有首次判断权。与其等案子成批涌进来再解决，不如把识别关口前移。”2025年9月，杭州中院经充分调研，联合多部门签署备忘录，开展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行为综合治理。行动开展至今，共甄别认定77人存在非正常投诉举报行为，并针对性加强释明引导、采取对其复议诉讼不予受理等措施。

　　“过去每年应对上百万无理投诉举报工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疲于应付。”调研现场，余杨告诉王银江，今年以来，非正常投诉数量明显下降，商户的经营信心增加了不少。

　　“但仍有消费者试探性地通过投诉举报牟利。”余杨向王银江抛出新的顾虑。

　　“我们一直在加强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和价值引领作用。”王银江回应道，“例如在一起0.01元的消费纠纷中，我们依法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后，在判决说理部分阐释诉权行使的边界，亮明对滥用诉权行为予以规制的司法态度。”

　　从被动审理到主动治理，从单一裁判到多元解纷，杭州中院行政庭的法官们在保障正当维权与遏制权利滥用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在护航数字经济的广阔天地里，诠释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行政审判要坚持办案和治理并重，主动回应超大城市的治理命题。”带着来自企业一线的司法需求，杭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毛煜焕和行政庭法官们边走边讨论。他们的身影渐渐融入晚霞，脚步从容而坚定。

　　（魏澜,舒畅,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