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办好专门教育”等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切实抓牢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以司法保护为支点，撬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同向发力，推动“六大保护”深度融合，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依法履职：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
　　2025年2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拐卖多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执行死刑。
　　2026年1月2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虐待残害12岁继女致其死亡的罪犯许金花执行死刑。
　　这是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写照。对杀害、伤害、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努力给孩子“最安全的童年”。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条件比以前更好，但是，面临的各类风险也更加复杂、危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在“隐秘的角落”，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能力跟不上社会危险和犯罪形态演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保护未成年人安全成长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人民法院携手各方，努力在犯罪和未成年人间架起“防火墙”。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惩处和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意见》，推动形成集预防、惩处与保护于一体的防范治理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多批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亮明司法态度，形成有力威慑，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罪恶之手。
　　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4.4万人，同比下降1.8%；判令1199人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挺看来，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围绕侵害未成年人防治的工作，取得切实成效。这些工作不仅体现在以“零容忍”态度，通过严惩甚至适用极刑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成强力震慑，更体现在从多维度推动制度建设，本着“预防是最好的保护”的宗旨，将保护工作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延伸。
　　2026年2月8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公布，河北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入选。
　　该案于2024年案发后，因三被告人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且情节恶劣，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该案发生后，人民法院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剖析犯罪成因。最终，人民法院对该案罪行极其严重的低龄未成年人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案的判决向社会释放了更加明确的信号，“年少不是‘免罪金牌’”，引导未成年人强化规则意识、敬畏法律。
　　依法严惩严重犯罪是人民法院一贯的司法立场。对主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及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惩治，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依法判处重刑。
　　把握好“宽”与“严”、“惩”与“教”的辩证关系，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至关重要。
　　近年来，未成年人故意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占比较小、相对平稳，主要增量源于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及性侵害犯罪，盲目讲义气、一时冲动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犯罪的也占一定比例，偷盗食品、香烟，顺手牵羊拿走他人手机、电动自行车等生活用品，多次小额盗窃问题突出。
　　“这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以轻罪为主的结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说，人民法院通过社会调查等方式全面考察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环境、经历，全面掌握其成长背景、犯罪原因、悔罪态度，依法精准定罪量刑，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
　　对未成年被告人给予必要惩处不是终点。
　　人民法院做深做实惩教结合，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帮助失足未成年人迷途知返。强化庭审教育，将庭审变为法治课堂，通过法官寄语、法治宣讲等方式，促使未成年犯从心底真正知错、认罪、悔罪。深化判后回访帮教、心理疏导等制度落实，帮助解决生活、学习、就业难题，预防重新犯罪。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消除回归社会的“标签障碍”。
　　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8万件，判处刑罚5.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3%、2.7%，较2024年35.7%和43.3%的增幅明显趋缓。2026年1月至6月，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63万件，同比下降6.2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方协同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效果。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看来，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一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依法落实从轻、减轻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对主观恶性深、犯罪情节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未成年人，依法从严惩处，从而有效发挥了法律的震慑作用，为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夯实了法治基础。
　　融合发力：立足司法保护，助推“六大保护”协同联动
　　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大量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背后，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人履职不当，往往是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诱因。如何重启“搁浅”的爱，让“甩手家长”归位？
　　10岁女孩小胡，因父母长期“冷战”、父亲当众摔死她的宠物兔，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法院在审理小胡父母离婚案期间，发现小胡的问题，向小胡父母分别送达《家庭教育指导令》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并在一定时间内前往法院指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接受系统性指导。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年1月4日发布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中的一例。
　　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从源头修复家庭功能，人民法院出台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意见、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等司法文件，对涉未成年人疑难复杂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各级法院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2000余家，2022年以来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7.5万份，会同全国妇联发布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意见，发布典型案例，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责。
　　防线的松动，往往在学校最先显露征兆。学生心理波动、行为偏差和网络依赖等问题往往在学校先显现。学校更是发现问题、实施早期干预的节点。
　　人民法院持续发挥涉校裁判规则引领作用，对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明确学校尽职免责、失职担责，发布涉校纠纷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导向，推动完善学校教学管理、善尽学校保护责任、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与教育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组织开展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同时，越来越多的法官走进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履行普法教育责任。
　　走出校门，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全国法院2025年受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案件2453件，同比增长3.85%，其中未成年人被组织在酒吧、歌厅从事有偿陪侍占绝大多数，反映出对相关经营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行为有待加强监管和加大查处力度。
　　对此，人民法院对涉网吧、酒店宾馆、娱乐场所等违规接纳、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依法严肃追责，在司法工作中一旦发现侵害线索，依法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移送线索或报告；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成年人已深度融入数字生活。
　　“算法只追逐流量，推送的有害内容如同‘精神毒药’。”
　　“游戏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孩子可轻易绕过监管。”
　　“网络陌生交友、线下奔现，极易遭受不法侵害。”
　　2025年3月起，最高人民法院组成调研组，先后奔赴江苏、上海、四川、江西、湖南等地，深入基层法庭、互联网法院，系统梳理涉未成年人网络案件司法痛点；主动对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职能部门，邀请高校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献策；广泛倾听边疆教师、城市家校群体真实心声，并通过两轮大范围问卷调查，回收超3.3万余份有效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在专题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防控犯罪和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对策建议，形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权益保护相关情况的报告》，并会同教育部、全国妇联就网络负面影响问题提出相关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议。
　　“建议人民法院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司法保护及综合治理，构建家校社协同教育体系与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形成法律、技术、教育并重的综合治理格局。”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明正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道峰语重心长地说道。
　　一直以来，人民法院始终加强协同联动、补位补缺，协助政府保护责任落地：落实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矫治机制，会同民政、妇联、团委等共建对接受矫治教育及判刑未成年人的帮扶帮教长效机制；畅通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与民政部门等共同落实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涉诉困境未成年人等保障工作；协同加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保障，支持、培育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力量，增强对其他“五大保护”落实落地的支持保障作用。
　　近年来，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积极促推形成家庭尽责、学校守责、社会协同、网络担责、政府主导、司法保障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保护伞”。
　　练好内功：深入推进涉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民事、行政综合审判改革
　　近年来，低龄儿童杀人、学生欺凌、滥用麻醉精神药品、情绪心理异常及被性侵害、虐待等案件屡屡发生，涉及子女抚养权、探望权等民事纠纷持续高发。
　　“这些案件专业性、政策性强，敏感复杂，涉及亿万群众切身福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未成年人案件往往同时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和多种责任的追究，如监护人虐待、遗弃、性侵害儿童案件，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面临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抚养权变更、赔偿等民事责任问题。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往往与以往某些民事或行政案件有关联，如一些未成年人犯罪之前，曾因存在不良行为或实施学生欺凌违法行为被起诉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传统分散审理模式容易造成权益保护碎片化、表面化和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未成年人审判如同医院“儿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才能取得、稳固深层次长远性的最佳“疗效”。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涉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民事、行政综合审判改革，强调在审判中统筹关注涉未成年人行政权益维护、刑事犯罪预防惩治和民事权益维护问题，推动一揽子、系统化解决。
　　人民法院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的探索，不仅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判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画卷上勾勒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鲜明底色——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以来，人民法院持续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创新；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未成年人审判工作需要，在机构数量限额内设立专门审判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深化综合审判改革；
　　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机制，负责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以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的融合履职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现新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
　　截至2026年3月，全国共有未成年人审判机构2464个。近年来，各地法院积极总结推广基层创新实践——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联合区司法局、区妇联启动辖区首家实体化亲情探望家园，整合法庭司法资源、司法局业务指导、妇联专业力量、街道属地优势，提升探望权纠纷化解整体质效；
　　吉林全省9个市（州）及60个基层法院加挂专门牌子，选任321名专业人员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实现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归口管理；
　　辽宁法院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审判机构建设，成立了96家少年法庭。
　　深化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本质是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以提升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综合性水平为抓手，旨在立足审判更好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实现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建议人民法院持续深化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筑牢司法保护阵地。建议各级法院进一步推广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模式，配齐配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业审判团队。”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儿童福利会会长宋亚平说道。
　　最高人民法院推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生动实践，是“少年强则国强”的法治践行，亦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明传承。
　　风正好扬帆，奋楫正当时。
　　如何完善有利于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政策、社会政策，如何加强多方协同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效果，如何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专业化水平，任重道远。人民法院将继续以法治为壤、以温情为泽、以专业为翼，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自由奔跑，让“青禾”在沃土中拔节而生。
　　（中国妇女报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记者 孙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