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宋英，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其堂祖父宋传沐、宋传淦于1934年4月牺牲在广昌战役中，宋传沐生前在大柏地裁判部供职。

　　“宋传沐同志1934年在战斗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宋传沐是我的堂祖父。

　　这张烈士证明书的纸已经薄得发脆，却是他短暂的人生留在世上最后的重量。和他一起埋在广昌土地里的，还有我的另一位堂祖父——宋传淦。

　　1934年4月那场广昌保卫战，打了整整18个日夜。蒋介石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扑过来，红军死守苏区北大门，最后毙伤俘敌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差不多每五个参战战士里，就有一个倒在了旴江边。

　　这五千多人里，就有我们家两个。

　　爷爷当年才十三四岁，个头还没枪高，参不了军，两个哥哥则二话不说就报了名。那时候村里人都讲，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跟着红军走就能过上好日子。当时瑞金全县大约24万人，有11万余人参加了红军，几乎家家都有人往队伍里去。

　　仗打得惨。同村活着回来的人说，敌机俯冲下来扔炸弹，大伙往山谷里躲，一发炮弹落下来，硝烟散了，人就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里人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揣着点念想，总觉得说不定哪天院门一响，人就回来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送来了烈士证和抚恤金。太奶奶盯着名录上两个熟悉的名字，看了很久，忽然捂住脸，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

　　小时候我不知道，广昌为什么非要死守，那么多战士为什么拼到最后都不退。慢慢长大后才明白，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门一破，里面的父老乡亲、中央苏区就都暴露在敌人跟前了。

　　亲历广昌保卫战、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曾回忆：“我当了一辈子的兵，打了一辈子的仗，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还没有哪一仗有广昌保卫战那样激烈、残酷。我们的红军将士那么英勇，那么无畏！”我们全家都发自内心地为两个堂爷爷感到骄傲。

　　堂祖父宋传沐牺牲前，在瑞金的大柏地裁判部做事。那时候的裁判部就像现在的基层法庭，管着乡亲们的是非曲直、矛盾纠纷。但年代太久远，他具体干过什么、办过什么事，已经没人说得清了。

　　如今我在法院干执行工作，天天跟各种各样的矛盾打交道，遇上难啃的“骨头”、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总会想起他。九十多年前，他在苏区的土坯房里给老百姓评理断公道；九十多年后，我守在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干的其实是同样的事。

　　两位堂祖父没留下尸骨，没留下照片，甚至没留下一句遗言，但我知道他们的血没白流。把我们手里的每一件案子办扎实，把脚下的每一步路走稳当，就是沿着他们的脚印，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 宋英/口述 记者 马欣/整理）

　　记者手记

　　听宋英局长缓缓讲完两位堂祖父的往事，我心底一阵发沉。1934年的广昌保卫战，炮火在旴江畔整整响彻了18个日夜。宋英的两位堂祖父，便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以命相护的土地上。他们没留下尸骨与照片，甚至没留下一句嘱托，却用血肉之躯坚守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作为第五次反“围剿”中最具代表性的阵地战、消耗战，广昌虽最终失守，却是中央苏区革命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也为后续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埋下了伏笔。

　　隔着九十余年岁月回望，那些浴血不退的身影依旧清晰，苏区军民淬炼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至今仍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于我而言，这次采访早已不只是记录一段往事。我们铭记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是先辈们滚烫的信仰，更是一代代人循着先辈足迹，接续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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