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一座不沿边、不靠海、资源匮乏的城市，历经四十余年接续奋斗，从“鸡毛换糖”起步成长为连通全球的“世界超市”。11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有超68万名境外客商到此采购，3万余名外商在此生活，不同国度的文化在此交汇碰撞，绘就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生动图景。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深耕“义乌发展经验”，从产权保护、纠纷化解、企业救治、涉外护航等维度构建起全方位的司法保障体系。其中，涉外司法作为适配义乌开放型经济的关键抓手，直接承载着跨境贸易的秩序保障与信任基础。法院如何通过涉外司法的创新探索维护秩序，并为跨境贸易搭建信任桥梁？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了义乌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

　　义乌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这个专门集中管辖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专业部门，2025年收案2400余件，其中既包括各类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纠纷，还包括部分其他民商事案件。全庭干警坚守涉外审判一线，人均办案量近800件。

　　“一天不结三四个案子，根本转不开。”义乌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庭长贾晨斌说。

　　记者了解到，涉外纠纷光靠法官“硬扛”，往往事倍功半。外商对中国法律不熟，对调解流程陌生，与法官存在沟通壁垒、对法官信任不足，稍有不慎案件审理就会陷入僵局。如何让“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做得顺畅、安心？

　　贾晨斌说：“我们决定，让‘老外’帮‘老外’。”

　　“洋娘舅”上场：用“自己人”的方式打开心结

　　巴基斯坦商人阿曼达在义乌生活了七年，一直从事外贸生意。五个月前，他得知自己住的鸡鸣山社区开设了免费中文课，便前来报名。课上他听说社区在招募涉外调解志愿者，立刻申请加入。

　　“我本身就有丰富的调解经验，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我曾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英国文化协会，还参与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多个项目，处理过大量文化冲突。”阿曼达说，“不少外商语言不通、对本地文化不熟悉，很小的摩擦都可能升级为矛盾。正好能用上我的经验，帮大家把问题化解开。”

　　和阿曼达一样，也门人吴傲山也在社区里充当纠纷“润滑剂”。自2015年首次来到义乌以来，吴傲山便和全家定居在此。“2020年，我来鸡鸣山社区学中文，正好赶上疫情，我住在社区附近，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协助防疫管控。后来很多外籍居民遇到麻烦，我都会主动帮忙翻译沟通。”

　　这些麻烦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货物质量纠纷、邻里噪声矛盾、租房扯皮等。吴傲山母语是阿拉伯语，还会一点法语、少量索马里语，能帮忙协调中外居民、不同国籍商户之间的分歧。无论是做大宗贸易的外商还是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只要是矛盾，我们都会帮忙协调化解”。

　　这便是义乌法院联合义乌市司法局探索的“专业指导﹢以外调外”机制。外籍调解员遍布各社区、各商会，总数已超30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却承担着同一个角色——“洋娘舅”。

　　“外籍调解员最大的优势，是发挥‘自己人’效应。”贾晨斌解释。

　　对在中国打官司这事儿，外商可能天然带有戒备，但面对同国籍、同文化背景的“老大哥”，抵触情绪大幅降低。很多调解能不能成，就差最后“临门一脚”，而这一脚，外籍调解员最擅长踢。这便是贾晨斌所说的“以外调外”：用外籍调解员的“乡音”与“乡情”，消解外商在陌生法律环境中的不信任感。

　　给“洋娘舅”配上“法律导航”

　　但“以外调外”，不能变成“外行调解”。

　　“外籍调解员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中国法律不熟，对审判逻辑也不懂。”贾晨斌坦言，“法院的做法，是对‘洋娘舅’进行专业指导。”

　　第一是常态化培训。法院定期组织授课，向受聘的外籍调解员普及常用法律知识、调解技巧，以及调解协议签署的各类基础规范。

　　第二是个案指导。每一起纠纷到了法院，法官会先厘清法律关系，明确适用法条、调解方向，给出整体调解思路。外籍调解员则在这一框架内发挥独特作用。

　　贾晨斌拿货款纠纷举例：“欠款理应支付，这个大方向所有人都清楚。但当事人拖欠货款往往有客观难处，比如境外客户回款延迟，需要延长付款周期。到底是给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差距并不大，外籍调解员就能发挥关键作用，从中协调，促成握手言和。”

　　贾晨斌说，涉外调解最难的不是讲“法”，而是讲“情”和“信”。“不同国家、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文化习惯完全不同。这些微妙的差异，法官不一定能抓住，但外籍调解员天然懂。”

　　比如一起中欧班列货损纠纷，货物穿越西伯利亚严寒、中亚干旱地带后损毁，买卖双方互相追责。外籍调解员熟悉沿线运输惯例，在法官划定的责任框架内灵活协商赔付周期，省去了跨国诉讼的漫长流程。

　　拒绝“卡在签字”，助力“一站到底”

　　调解协议说好了，人不来签字，怎么办？

　　这是义乌法院在实践中反复遇到的痛点。很多外籍当事人身在境外，或客商在外省经商，即便能通过线上视频完成调解，签署协议环节仍必须本人到场，调解流程就此卡住。

　　一个升级版方案应运而生：在原有“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纷机制基础上，义乌法院将公证引入涉外纠纷化解链条，打造“诉讼、仲裁、调解、公证”四位一体的“诉仲调证”新模式。

　　“赋强公证文书具备直接强制执行效力。引入视频公证后，外地甚至境外的当事人可以远程完成公证，固定调解协议效力。”贾晨斌介绍。

　　首例成功案例颇具说服力。义乌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是境外人士，被告是河南客商，双方都不便来义乌。法院联合贸促会多轮线上调解后，双方达成意向，却被困在签字环节。公证处介入后，双方通过远程视频完成公证，出具了义乌首例涉外调解协议赋强公证书。

　　若一方事后反悔，权利人可直接持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无需另行起诉。这套机制，既破解了跨境调解的时空难题，又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出行成本，还给文书配上了“锁扣”。

　　“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提升涉外纠纷化解效率。”贾晨斌说，“前端整合社区调解、外籍调解员、外调委等多元力量开展涉外纠纷化解，后端依托法院诉讼、仲裁、公证等具备强制效力的渠道兜底，形成前后衔接的协同机制。”

　　“要让全世界客商在这里生意做得安心”

　　从2005年成为全国首家具有涉外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到如今“专业指导﹢以外调外”机制覆盖30余名外籍调解员；从搭建全国首个县域级“诉仲调”一站式解纷平台，到升级“诉仲调证”四位一体新模式——义乌法院在涉外法治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年。

　　在义乌生活的七年里，阿曼达因工作走遍了中国三十多座城市，也曾到访过不少欧美国家。他说，义乌乃至整个中国给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全感”。“中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哪怕在乡村、小镇，也完全不用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各国外籍居民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和睦。”

　　这份安全感，有生意场上的诚信托底，也有法治撑起的保护伞。

　　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从非洲到中东，30多名说着不同母语、文化背景不同的“洋娘舅”，与义乌法院法官并肩，构成了义乌涉外法治最鲜活的一道风景。

　　他们接到调解电话，二话不说就出门；他们在法官厘清的法律框架内，用家乡话、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为当事人找到台阶、搭建桥梁。

　　从社区里的纠纷引导，到商会里的“以外调外”……一个多元共建的治理网络已经织就。义乌用它的实践证明，在复杂繁忙的国际商贸交往中，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这份法治，因为融入了多元的力量、专业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正在变得触手可及、更有温度。

　　在这里，调解桌是圆的，纠纷是平的，生意和人心是暖的。

　　（实习记者 何雨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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