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内,法槌落下,一起中外企业合同纠纷案件成功调解。本案审判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当庭确认调解书生效,语气郑重:“希望各方当事人按约履行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维护友好的商业关系。”
这一幕,为一场持续多时的涉外商事纠纷画上句号。而在此前,案件氛围远非如此。该案原告(反诉被告)丹尼斯(共同)股份公司(Dainese S.p.A.)(以下简称丹尼斯公司)为意大利知名运动安全防护装备用品研发、制造商,被告(反诉原告)厦门创见安全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见公司)为丹尼斯旗下品牌AGV摩托车头盔的中国市场原官方总代理商之一。案件争议焦点集中在案涉《经销商协议》的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创见公司是否违约及应当承担责任、丹尼斯公司是否违约及应当承担的责任等方面,同时本案还涉及合同性质、交易习惯认定和域外法适用等多重疑难问题。本诉与反诉交织,双方矛盾不可谓不深。
首案破题:中外当事人共同选定专家调解
这起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常规诉讼的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受理案件后,在了解到当事人有通过专家委员进行调解意愿的情况下,国际商事法庭协调指导办公室向当事人提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名录,由双方在名录中共同指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法学院院长单文华作为此次调解的专家委员,并向其送达委托调解书。
这一选择并非偶然。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全面优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功能体系,诉讼服务网、网上保全系统、调解平台、仲裁机构系统等相互贯通,使中立评估、诉讼、调解、仲裁机制实现有机衔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了多场景、一体化的解纷服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立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截至目前共聘任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62名专家委员。专家委员们在接受法庭委托主持调解、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调研论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明确,国际商事法庭受理案件后,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专家委员调解;经专家委员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法制发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
该案即中外当事人共同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主持调解的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本案承办法官潘勇锋表示,本案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商事法庭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化解纠纷,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形象,展现了中国法院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东方智慧。
对于本案成功达成调解的意义,单文华认为:“从更大的背景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各种主要途径,诉讼、仲裁和调解之间正出现‘融合化’的新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打造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正是一个‘融解决’的平台;专家委员调解制度的落地运行,为这个平台增添了新的实践样本。”
专业调解:“专家促和﹢法官释法”双轮驱动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既需熟练掌握法律,又需精细梳理事实、深刻认识市场,并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阅历,方能提出满足双方需求的调解方案。
面对本案复杂局面,单文华接受委托后,以中立第三方身份独立主持调解,核实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1.1万多页证据,通过“背靠背”沟通与面对面磋商交替推进,先后在厦门、西安进行了2次现场调解和2次线上调解,充分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深入了解纠纷成因,持续完善调解方案,促进双方逐步缩小分歧,并且在调解全程使用中英双语,确保各方调解意思表示真实自愿。
调解后期,本案合议庭就域外法适用、主订单性质、履行抗辩的成立条件等关键法律问题向当事人充分释明,让当事人的胜负预期回到合理区间,“专家促和﹢法官释法”双轮驱动,为调解方案的最终达成奠定了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助理孙雅婷表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信任问题——中外当事人因为信任专家委员的专业背景、信任中国法院的公正高效,才愿意坐下来谈。”
谈起调解过程中的感受,创见公司业务负责人张丹说:“第一次参与调解,单文华委员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法律层面提出了很多专业建议,充分考虑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企业非常友好,也让我们对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有了更多信心。”
丹尼斯上海公司的负责人Matteo Vittorio Bertele则表示,调解初期双方分歧较大,一度很难达成一致,单文华委员持续引导双方沟通协商,推动双方逐步缩小分歧:“通过这次调解,双方企业成功握手言和,并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展合作,共同创造更好的未来。”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伟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般调解主要靠当事人自行谈判。专家调解则不同,调解员既懂法律专业知识,也懂商业逻辑,不是简单劝和,而是能帮当事人分析诉讼风险和商业利益,尤其在当事人陷入僵局时,帮助想办法破局。”
一场纠纷的化解,检验的不只是法院的个案审理能力,更是一个国家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专业成色。
机制增效:一案调解激活多元解纷效能
调解的价值,不止于结案。从个案层面看,双方虽有诉讼对抗,但市场合作空间仍然存在:意大利企业需要继续在中国发展业务,中方企业需要外方品牌与货源。最终签署的和解协议主文与附件共70余页,在结清历史债务的同时,就后续商业合作作出安排。通过调解,本案本诉和反诉一次性了结,既实质化解了矛盾,又稳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把一次纠纷的“终点”转化为新一轮合作的“起点”。
个案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制层面的探索与落实。专业化的专家委员调解程序,提供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新方案,中外当事人共同委托专家委员主持调解,更展现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多元解纷理念。王淑梅指出,本案的成功调解,标志着“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专家委员调解制度完成了从“制度文本”到“实践运行”的关键跨越,是落实“不仅依法审案件,更要实质解纠纷”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
作为全程参与调解的创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虹对机制效能深有感悟:“专家委员调解制度跳出了‘非赢即输’的对抗思维,构建了一套更适配复杂国际商事争议的解纷体系,完美契合了涉外商事纠纷‘重利益平衡、重商业延续、重高效化解’的核心需求。”
截至2026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共受理国际商事案件55件,审结40件,当事人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标的额达135.6亿元人民币。其中,调撤案件11件,占比27.5%,调撤案件金额达37.8亿元人民币。
数字背后,是国际商事法庭持续提升涉外纠纷化解质效的缩影;首案落定,则让专家委员调解制度从个案样本变为可推广的机制经验,让中外当事人对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更有信心。
这场调解留下的,不只是一份70余页的和解协议,还有一条可复制的解纷路径。专家讲专业、法官释法律,对抗变成对话,纠纷引出合作……中国法院正以更专业、更开放的方式,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外企业合作发展注入稳定预期。
责任编辑:罗一坤